有人猜测杨林川此举是为炒学校或自己名声。杨林川对此显得颇不平：我不需要这样的名声!一句“我并非艺人，我也不需要这样的名声”的说法，恐怕很难打消怀疑情绪，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有些人看到了炒作，而当事者仅仅认为这是一次“道具”罢了，再直白地说就是艺术。

　　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刘海粟事件人尽皆知。刘海粟先生在上海美专设置人体实习，在展览会上陈列人体习作，这本是正常的艺术和教育行为，但在当时遭到了强烈反对，官僚和军阀也站出来禁止。

　　叶圣陶先生在《刘海粟论艺术·序》中专门指出，民初的官僚军阀有个特点，“他们并不知道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却一定要尊孔祭孔，他们可能数不全所谓经书是哪几部书，却一定要主张读经”，同样对于人体模特的绘画，“他们以自己的龌龊心情料度他人，以为在大庭广众中供人观赏总属不成体统”，总之是“不要画什么人体模特儿”，从而产生了刘海粟与封建守旧势力关于裸体模特之存废问题的长达10年的论争。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当然不是存废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与艺术相关的问题，而是成了一个与炒作相关的话题。这是进步还是尴尬?或者是嘲讽呢?这是时光倒流还是社会使然?

　　相比叶圣陶先生关于“他们并不知道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却一定要尊孔祭孔，他们可能数不全所谓经书是哪几部书，却一定要主张读经”的见解，我们真的进步了吗?如果沿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语逻辑，面对“院长裸模”，谁看到了“炒作”，谁看到了“艺术”呢?

　　1965年，毛泽东曾经批示：“男女老少裸体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需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那么，进入舆论视野的 “院长裸模”带给社会就真的就只是争议吗?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裸体绘画艺术、裸体模特受到反对是一种文化观念冲突的话，那么“院长裸模”就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了，相反，它折射着时代的隐秘，更见证了一个社会精神的苍白。

　　正如学者所说，裸体艺术是无关道德的。要知道，裸体艺术属于艺术层面，是作家表现艺术和心灵的一种造型形式，有高尚与低俗之分;而道德则是社会心理集体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社会规范，被人为地分为好与坏，二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将二者扯上关系，在传统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大概是不足为奇，但是到了今天，依旧难逃非议的指责，恐怕就不仅仅是“裸模院长”一个人的问题了吧?

　　在一个眼球效应的时代，“院长裸模”或有被怀疑的“正确性”，但我们除了“炒作”的怀疑外，再也没有了真诚吗?若果真如此的话，“院长裸模”即使在 “炒作”，又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