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热播影视剧里中山装、旗袍等频频出镜，再度引发人们对于“国服”的讨论。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国服”？当代中国需要“国服”吗？堪当“国服”的服装应具备哪些要素？……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服装学科的知名专家。

　　“国服”要不要穿

　　“服装会说话，服装中蕴藏着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乃至个性品位等丰富的信息。”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教授包铭新长期从事服装史论研究，他认为，“服装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国服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服饰，通过服饰穿着，可以从视觉上展示国家、民族、个人的特定身份。”

　　中国历史上，自东汉开始，各朝都有类似《舆服志》等关于服饰制度的记载，到民国年间都未间断。包铭新介绍，过去封建王朝用服装来区分人的等级、权位，伴随政权更迭，服装规范也随之而变。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倡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反对用制度性的服装来区分贫富贵贱。因此，除了在少数行业部门，如军队、邮政等有职业着装要求之外，旧有的服装制度逐渐消失。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参与重大国际交流活动、重大节事活动日渐频繁，大众的着装要求、品位逐渐提高，希望通过服装突出国家身份和个性品位的需求逐渐上升，“穿什么，怎么穿”，每每让人颇为踌躇。

　　2006年的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就曾以“和谐·时尚·国服”为题搭坛，邀请海内外专家为中国“国服”寻找答案。最近几年，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向“两会”提交设计“国服”的提案。

　　与此同时，是否需要“国服”的话题，依旧存有争论。有反对者认为，在现今文化发展阶段，服装的潮流可以引导，但是提倡单一标准的“国服”则完全没有必要。

　　什么能叫做“国服”？

　　服装，是一种独特的符号。日本有和服，韩国有韩服，越南有奥黛，印度有纱丽……这些服装以其浓郁的民族风韵展示了一个国家的魅力。在哪些场合穿着“国服”，也往往成为态度、立场的无声表达。那么，在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的中国，哪种服装堪当“国服”？

　　中山装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国“国服”。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教授卞向阳介绍，中山装是西化的新中装，却比西服更为简便，除了不用打领带，对里面的穿着要求也不高，是一种“好看、实用、省钱”的功能性制服。辛亥革命后颁布的《服制条例》，虽未将其确立为中华民国礼服，但是政要名人和国家公务人员的穿着使其大为风靡。卞向阳告诉记者，中山装的推广，在当时还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根据规定必须采用国货面料，对当时纺织业的发展也是不小的提振。时至今日，不少重要场合里中山装仍然是很多人的不二选择。

　　不过这只是“国服”候选之一，被许多人认为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美感的长身旗袍，在1929年的《民国服制条例》也曾被选定为“国服”，同时入选的还有一套上衣下裙。由马褂演变而来的唐装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此外，近年来一些地方举行的成人礼、谢师礼等仪式上，也常会看到汉服等各种其他服装的身影。

　　凡此种种。不少人会问，假设要推选“国服”，谁能当此大任？在包铭新看来，中国的“国服”用任何一种已有的形式都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服’应该是一个系列的服装，既要在款式、图案、色彩等方面体现鲜明的中国元素，还要根据不同场合、时间、对象分类穿着。”他坦言，众口难调，尤其是在彰显个性的当代中国，推行“国服”必须充分考虑民族的多样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传统与时尚、民族特色与国际化等问题也不容回避。

　　“国服”的争论能体现什么？

　　刘晓刚是我国服装艺术设计学科的第一位硕士、博士，曾带领团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世博会等设计职业服装，并创办了全国首家职业服研究所。这位全国十佳设计师也表示：“‘国服’是一种象征性服饰，它的设计是个难题。”

　　在刘晓刚看来，如果要进行“国服”设计，首要一条是要让设计结果最大程度地得到民众的接受和拥戴。他建议，应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从传统服装和民族文化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元素，作为构成“国服”的规定性元素。在设计中，为便于推广，可以分为高级版和普通版，以规定性的设计元素使用量区分。“‘国服’应当是一个系列的服饰概念，能够适应不同的礼仪场合和气候变化，既体现‘国服’使用的规范性，也适于穿着。”刘晓刚认为，在设计中，既要尊重传统文化，体现民族审美，也要融入具有现代意味的国际化服装特点，同时可以植入民众自愿加入的因素，让大众更乐于接受。

　　“其实今天人们热议‘国服’，并不是就服饰论服饰，体现的是大众对中国服饰文化继承与发扬的期盼。”卞向阳认为，衣着本身是民众自发的、个人化的行为，带有浓重的习俗化色彩。因此，将来如果要让“国服”出现，首先要保障让大家“喜闻”又“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