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16日凌晨，归绥(即呼和浩特，日伪统治时期名厚和市)城里，凄厉的警笛骤然响起，由驻归绥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和伪巴彦塔拉盟警务厅、伪厚和警察署组成的联合搜查本部，调遣大批军警特务，开始了对中共归绥地下党和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员的大搜捕。在这次长达10个月的血腥行动中，中共地下党员、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员及其亲属190余人身陷囹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的法西斯刑讯面前，泰然自若，威武不屈。其中，有100多人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内英勇就义。共产党员、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主要负责人刘洪雄就是他们中间的优秀代表。

　　结识王瀛，投身革命

　　刘洪雄，1907年出生在内蒙古土默特旗滕家营村一户农民家庭。

　　刘洪雄的童年、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袁世凯的窃国篡权、军阀的连年混战，使广大农民陷于更加困苦的境地。刘洪雄一家靠祖父、父亲给别人当车把式勉强度日。后来，祖父、父亲都被大车辗断了腿。于是，生活的担子更重地落在了一年四季不得空闲的母亲身上。苦难的生活，在刘洪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刘洪雄7岁入私塾，学习十分用功，后又入归绥县高等小学校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到归绥，归绥各校也相继罢课。以后，每逢5月，归绥各校的爱国学生都要举行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查禁日货，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刘洪雄积极参加了归绥学界的爱国斗争。他还带领部分学生，把爱国运动推进到乡下。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刘洪雄曾几度中途辍学，直到1924年，他才读完高小。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刘洪雄投考了可享受官费津贴的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这是刘洪雄人生旅途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在这里，他结识了从事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学校老师王瀛。在王瀛的指导下，刘洪雄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并和进步同学一起探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越是感到心里亮堂，也就越是感到眼前黑暗”。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一面是达官显贵们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的天堂，一面是劳苦群众流离失所、贫困交加的地狱。太原街头，蓬头垢面的妇女，步履艰难的老人，被拉壮丁的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幕幕凄惨的景象，深深地刺痛着刘洪雄那颗善良正直的心。他决心投身革命，砸碎这吃人的社会，解救千千万万受苦人。

　　深入门头沟煤矿，组织矿工罢工

　　1926年6月，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在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进入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新阶段。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党中央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北伐，巩固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的号召，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工人、学生迎接支援北伐战争。

　　刘洪雄积极投身于这一革命运动，并在此时经王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举起了屠刀。在“四·一二”、“七·一五”这两个血腥的日子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杀了。太原城里，阎锡山也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刘洪雄不得不离开太原，来到北平。

　　北平此时仍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刘洪雄来到北平李哥老胡同一号，找到地下党联络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深入门头沟煤矿，开始体验“煤窑酷似阎王殿，生命单如一条线”的矿工生活。刘洪雄很快便了解到矿局总办对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状况，开始在矿工中传播革命思想。不久，他组织成立了矿工支部，并领导了一次罢工斗争。反动当局虽出兵干涉，但由于党的组织工作严密，矿工斗争意志坚决，矿局总办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终于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刘洪雄和以教师为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王素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结为革命伴侣。生活虽然清苦，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的生活充实而幸福。直到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刘洪雄才与家中父母取得了联系。他的父母一直因儿子没有职业而为其一家4口的生活难以维持而担忧，他们哪里知道，刘洪雄的职业就是革命啊!

　　转战察哈尔草原，受到吉鸿昌将军嘉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刘洪雄毅然向组织提出申请，带着门头沟矿的几个工人党员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北平李哥老胡同一号，仅剩下王素芬带着两个孩子，在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袭来的险恶处境中，坚持做党的联络工作。

　　1932年春，刘洪雄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某师任通讯大队长，后又任支队长。他所在的义勇军共有3万多名官兵，活动在以海城为中心，东至岫岩、风城，南至营口、大石桥，西至台安、磐山，北至辽阳、辽中的辽南广大区域，严密控制着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山林村庄。1932年11月底，敌关东军司令官下令讨伐辽南义勇军。当时，年仅25岁的刘洪雄带领武器匮乏、给养不足的部队与敌周旋，餐风饮露，席地幕天，不时寻机歼敌，炸火车，扒铁路，烧兵站。1933年春，在一次战斗中，他为了掩护战友，腿部负伤，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家乡治疗。

　　1933年夏，刘洪雄腿伤初愈，他遵照组织安排，赴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团长。他跟随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抱着“为民族生存而战争，应民众要求而奋斗”的信念，转战察哈尔草原，先后参加了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的战斗。在攻克多伦的五昼夜激战中，他身先士卒，负伤不下火线，率全团士兵英勇拚杀，受到了吉鸿昌将军的嘉奖。

　　然而，风云突变。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压迫等原因，冯玉祥司令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宣告解体。刘洪雄率领全团仅剩下的百余人转战1月之久，终因弹尽粮绝而被逼散。

　　武装抗日，成立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

　　刘洪雄再次回到北平。越是接近李哥老胡同，他的心越是感到不安。他和妻子已经很久没有通信了。他实在想象不出，妻子是怎样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度日的。跨进李哥老胡同一号，一眼瞥见两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已有一扇倒在一旁，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勉强迈进门去，除了敞开的门窗、横七竖八破烂不堪的桌椅，哪里还有王素芬母子的影子!

　　刘洪雄深知，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王素芬母子是一时很难找到的。他把痛苦深深埋进心底，于1933年冬奉调回到绥远地区，回到养育他的滕家营村，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回到家乡不久，刘洪雄应名言小学(总校设在滕家营村，下有7个分校设在周围的村子里)校长李致方先生的聘请，担任了该校教师，同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杨植霖、王建功等一起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在广大师生中播撒革命的火种。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大举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10月，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刘洪雄、杨植霖等共产党员不忍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奋起进行武装抗日的尝试。他们发动滕家营一带的蒙汉族农民20余人，以名言小学为据点，成立了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缴获了一些土匪、国民党溃兵的枪支，武装起来，准备抗日，由于没有经验，很快便被国民党溃兵冲散，但先锋队战旗未倒，刘洪雄、杨植霖等依然秘密活动于土默川一带。11月，刘洪雄与获得贺龙、关向应指示的杨植霖再次商量武装抗日事宜。他们潜入归绥城中，筹集经费，开展对伪军的策反工作。是年底，第二次组织抗日武装，但再次受挫。

    1938年4月，刘洪雄奉派到晋西北向一二○师首长汇报大青山地区的斗争情况，请求派人前来领导绥远敌占区的工作。在晋西北，刘洪雄见到了贺龙和关向应同志。8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北上，刘洪雄随支队同返大青山。打入日伪内部，

　　组建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

　　在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党派刘洪雄秘密进入日军统治绥察地区的中心城市——归绥，开展地下工作。他利用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期相识的伪协和安民救国军师长徐秉初及其师参谋长魏赐泰的关系，打入该部，取得了旅长的合法身份，后又打入日本宪兵队任参谋。他还设法将宁德青、郝登鸿分别安插进伪市政府教育股和伪协和安民救国军中任职，加强了归绥地下党的力量。

　　为了便于工作，刘洪雄和战友们在旧城三官庙街开设了“新兴永”杂货铺和焙子铺作为联络点，安排彭光华做联络工作。后来，又得到蒙疆道教会会长王信真和道士王从顺、王永茂的同情与支持，将蒙疆道教会会址旧城财神庙辟为活动据点。

　　刘洪雄和战友们根据上级指示，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作为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刘洪雄以老地下工作者的机敏、谨慎投入救国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了避敌耳目，救国会总部设在财神庙，刘洪雄以蒙疆道教会董事的名义主持救国会的工作。他和战友们通过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等多种关系，在各界各阶层人士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秘密吸收会员。到1940年初，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已拥有会员200余人，下设铁路、工厂、学校3个支部。仅伪蒙疆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就有50余名进步学生和10余名教职员加入了救国会。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救国会在归绥城内及郊区的联络点也发展到10多个，形成了一个地下抗日救国活动网，成为绥远敌占区抗日救国斗争的又一条战线。

　　在发展救国会的同时，刘洪雄等领导人还十分注意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1940年初，成立了中共归绥工作委员会，刘洪雄任组织部长。在中共归绥工委的领导下，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工作搞得生机勃勃。会员们秘密刻印宣传品，在各界各阶层人士中散发，宣传八路军在大青山的武装斗争事迹，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号召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同时，他们还搜集政治、军事情报，筹集粮款，购买军需物资，支援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刘洪雄利用自己在伪协和安民救国军和日本宪兵队任职的有利条件，在搜集军事情报、购买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还和同志们积极选送进步青年赴延安学习，为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动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