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乌审旗

　　1934年，中共乌审旗工委成立，郝登鸿从此一心扑在了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中。他贯彻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争取了大量开明人士与我党合作共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

　　1936年，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不论是王公贵族或平民百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

　　年轻的郝登鸿获知这一消息，激动不已，觉得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找到党组织，主动要求到蒙古族聚集地的乌审旗工作。他骑着马，身着蒙古袍，不知疲倦地行走在陶利等地，结交了许多牧民，还把这些牧民介绍给其他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自己的家也成了同志们的联络点。当时，郝登鸿经常到敌营里探听消息，他的“拜识”(结拜弟兄)大石砭庙的喇嘛毛罗章木素十分担心地对他说：“请你多注意，多小心一点。”郝登鸿说：“能吃进去刀子，就能拔出来刀子，照样活着。”

　　有一天，毛泽民找到郝登鸿家，和他商量要在无定河两岸的大小石砭、尔林川一带开展工作。郝登鸿二话不说，当天深夜就来到自己的“拜识”大石砭庙的喇嘛毛罗章木素家，十分客气地要他安排好朋友们的食宿，这个喇嘛回答得也十分干脆：“那就让你的这些朋友住在我家吧。” 在这个喇嘛的掩护下，毛泽民等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6年春，中央红军一支部队要征集一批战马。郝登鸿利用自己与牧民熟悉的便利条件，日夜奔波，动员牧民捐献出了26匹好马，仅郝登鸿一家就献出4匹好马，他又亲手将这些马交给红军。

　　郝登鸿不仅与牧民们打成一片，还注重乌审旗王爷府的统战工作。1936年7月的一天，受党组织派遣，郝登鸿以工委委员身份来到乌审旗王府，身上装着上级给掌握乌审旗军政大权的那素滴勒盖营长的信。一进王爷府，王爷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边客”，一番客气后，郝登鸿便以一口流利的蒙语十分诚恳地与王爷府的士官们沟通。一些亲近国民党的士官向郝登鸿提出了各种刁难问题，他都有理有据一一作答，说的对方哑口无言。郝登鸿向王爷和士官们介绍了全国的形势，指出抗击日本侵略是各民族的主要任务，要团结一致，联合抗日，随后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深地打动了大家。没几天，郝登鸿与王爷等十几个人结成兄弟，誓词是：“在国难当头，在民族危亡之时，我们共同结为生死弟兄，谁也不能有三心二意，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临别时，王府赠送给他一匹全副鞍韂和装饰品的大黑马，表达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在郝登鸿的感召下，乌审旗的很多牧民提出想去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为了使牧民群众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对陕甘宁边区的了解，52名蒙古族牧民组成“乌审旗牧民赴延安参观团”，于1937年3月底，由郝登鸿等带队，身着民族服装，经过5天奔波来到延安，参观团在延安的40多天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边区充满激情的精神生活也强烈地吸引了郝登鸿，他来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

　　潜伏归绥城

郝登鸿少年时居住过的窑洞。

　　1938年9月，郝登鸿加入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队伍中，他穿山沟、进城市、走平原，在大青山南北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一进沟壑纵深的大青山，精明实干的郝登鸿就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让他潜入归绥，和地方上的同志刘洪雄一道开展地下斗争。当时的归绥市人口不足10万，日伪军就驻扎了近两万人，碉堡林立，哨卡层层，便衣特务遍布机关、工厂、街道、学校。敌人在大青山各入口处挖掘“遮断壕”，派重兵把守，严禁把粮食、布匹、药品、食盐运进山里，出入归绥城的路口都有日伪军警荷枪实弹把守。面对白色恐怖，郝登鸿动用关系打入了同情抗日的伪协和安民救国军，化名乾光，以团副官的合法身份隐蔽下来。他和陆续潜入归绥的战友们搜集敌人的政治、军事情报，通过各种途径购买枪支弹药和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他还积极在伪军内部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动员贫苦士兵倒戈抗日。有一段时间，郝登鸿的行动被敌人察觉了，在撤退时，他还成功地策反了所在团的部分伪军反正。

　　郝登鸿撤出归绥后，又化名赵光，在归绥工委领导下的归武区任工委书记兼动委会主任。为了征集军需物资，支援主力部队，郝登鸿多次在距敌据点不足20里的奎素村召开白塔、陶卜齐、黄合少、保合少一带各阶层人士抗日救亡动员会，教育伪乡、村长和军职人员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为抗日出力，征集到30石粮食、40余匹棉布、30多件皮衣、300余双军鞋，还有电池、药品、绷带等急需物品。有一次，郝登鸿得到一个情报，说日寇在古楼板村搞到13麻袋粮食，正在往盘踞的据点送，郝登鸿心生一计，巧妙化装，采用掉包计，将13袋粮食全部运回大青山根据地。

　　与此同时，郝登鸿积极动员组织当地群众成立了武工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活动。1939年4月至5月，日军调集兵力扫荡大青山游击根据地。郝登鸿带领武工队队员在沿山的各个沟口密切监视日寇动向，伺机打击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郝登鸿带领归武区群众利用游击战，多次机动灵活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敌人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他。

　　1940年，中共归武县委成立，郝登鸿任县委书记。

　　开辟国际交通线

　　1939年秋，党中央指示绥远省委尽快开辟一条从大青山到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绥远省委经过认真研究，确定由郝登鸿担任这个艰巨任务。

　　1940年2月23日，刚刚担任中共归武县委书记的郝登鸿，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以旅蒙商人的身份踏上了远行的征程。他横穿草地、戈壁滩，越过敌占区，风餐露宿，艰难跋涉月余抵达乌兰巴托。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事先未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被该国以“敌特”嫌疑送入监狱，一直到1941年春解除误会后才获释，长期的监禁使郝登鸿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党组织安排他进行疗养，又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又在中国工人俱乐部乌兰巴托办事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郝登鸿于1945年11月奉命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回国，途经百灵庙时，得知绥蒙区委和政府搬迁至了商都县，一心想早点为党工作的郝登鸿不顾疲劳，与随行人员一道向商都县方向前进。11月18日，一行9人走到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土牧尔台附近夜宿时，被土匪包围，郝登鸿组织队伍突围，头部中弹，部队将他留在老乡家治疗，3天后，郝登鸿同志英勇牺牲，年仅33岁。

　　郝登鸿于1931年和他的老师钱德明的妹妹钱之青结为夫妻，婚后，这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迁至人迹稀少的乌审旗昌汗圪台（今无定河镇巴图湾村）居住，一边放羊，一边宣传革命，后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郝登鸿羊场”。钱之青于1966年去世。郝登鸿与钱之青共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其子郝崇仁曾在乌审旗公安局工作，现已退休。1962年，郝登鸿烈士的遗骨被运送回其家乡埋葬。

　　　　　　　　　　　　　　　　　　　　　　　　　　　（图片由郝登鸿后代提供）

郝登鸿小故事 

　　小学生向父亲讲大道理

　　郝登鸿年幼时，父亲郝金贵靠一边种地一边行医来维持全家的日常生活，郝登鸿经常跟着父亲到乌审旗给牧民治病，与蒙古族孩子们玩耍，能讲一口流利的蒙语。

　　8岁那年，郝登鸿进入由外国人开办的教堂读了两年书，后又到当地的初级国民小学读书，小学毕业时，想继续升学，父亲舍不得让他离开。郝登鸿说：“我知道你想让我继承家业，可是成人无才，怎能光宗耀祖呢？洋人在我们这儿横行霸道，随意欺压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土匪出没无常随意抢掠烧杀，这又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国家缺少人才吗？”一番大道理讲得父亲一时无话可答，父亲只好对他说：“依你的志向求学去吧！” 1925年春，郝登鸿考入了离家近百里地的横山县国立第一高等小学。

　　与高岗一同开展学生运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横山县国立第一高等小学是陕北很有名气的学校，刘志丹、高岗等人曾是该校的学生，党团组织十分活跃。郝登鸿入学后，由于他成绩出众，又善于团结同学，敢想敢说，在斗争中勇于挺身而出，很快就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

　　1925年7月，有一位姓白的学生，因卖给学校几斗盐，被横山县盐务局没收并罚了款，因这事学生们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为配合这场斗争，党组织选派郝登鸿等人带领20多名学生到农村，组织贫苦农民抗粮、抗草、抗税，有力地支援了学生运动。郝登鸿鼓励同学们增强斗争信心，使罢课取得了胜利。学潮后，高岗被学校开除，郝登鸿经党组织掩护，继续留在学校与反动派斗争，直到县长被撤职。

　　蒙古族“拜识”的知己

　　1929年，根据地下党组织指示，郝登鸿以经商作掩护，到乌审旗的巴图湾、纳林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当地牧民称他是“边客”（蒙古族称到当地做买卖的商人为边客）。

　　郝登鸿能说会道，时而身着蒙古袍，时而穿着中山服装，穿行在牧区之间。与一般货郎不同，他销售的商品没有固定的价格，有钱的人可以买，无钱的人也可以赊欠，他的蒙古族“拜识”(结拜弟兄)遍布无定河两岸，把他视为知己朋友，有什么消息，都愿意对他讲。 （小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