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牧骑情结之一 ——学生时代的乌兰牧骑演出队
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乌兰牧骑的事迹已传遍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66年5月，我在土默特左旗第三中学（原毕克齐中学）读初中。在校期间，因爱好文艺担任了学生会文艺委员。当时的第三中学与全国许多城市的学校一样，全部学生都卷入了那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运动中。
1966年11月，那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荣幸地在北京西苑机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回到学校后，我和同班同学范德义商量成立一支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文艺宣传队”的想法。当时全校已经停课闹革命，大部分学生在家呆着，家住农村的更是如此。因此，只能从毕克齐镇与家住学校周边的文艺爱好者中选择队员。十几天后，联络了17名学生，其中最小的16岁，最大的21岁。他们是：范德义、申俊刚、史新生、李文儒、李恩厚、崔润义、王重福、肖鹏飞、霍培智、董志礼、武玉明、宋栓柱、王润梅、解丽萍、温美丽、杨瑞芳、张有丽、杜美英。范德义是宣传队队长，我是导演，共19人。宣传队的乐器有扬琴1架、二胡2把、手风琴1架、笛子2支、锣鼓1套。全体队员服装自备—— 清一色的草绿色军装。
同年12月初，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我们学习观看了呼和浩特师范学校、萨拉齐第一中学、察素齐第一中学毛泽东思想革命文艺宣传队的节目后，决定排练一台晚会，准备在1967年元旦演出。为赶排节目，大家全身心投入到排练中，队员们个个废寝忘食。白天排练，晚上赶写台词。饿了，就到学校食堂的地窖里悄悄扛出半麻袋储存山药，煮熟后大家围在一起大吃一顿。净吃煮山药，时间长了吐酸水。到年底12月30日彩排时，我们居然排出合唱、诗歌表演、女声独唱、表演唱四老汉学毛选、女声小合唱、枪杆诗、男声独唱、舞蹈、方言快板、男声小合唱、对唱、乐器合奏12个节目。
1967年元旦晚上在毕克齐镇头道桥的广场进行首场演出时，宣传队由王润梅表演的女声独唱跑了调。6名男生表演“枪杆诗”时，队员史新生在抬腿做“踢飞脚”的动作时把右脚穿的“牛鼻鞋”踢飞，射进观众席。我们5个在台上跳舞的男生憋着气不敢笑出声，而在侧面准备上场的女同学则扭过身“咯咯咯”笑个不停。张有丽年龄最小，竟然笑弯了腰。哄笑中，一位观众从台下把鞋子扔上台来，史新生刁空儿穿上鞋接着再跳，而且跳得很认真。因为天冷，乐器不合调，特别是那架扬琴，本来在屋里调好了弦，但是搬到外面后琴弦受冻，音调升高，七声二气得挺别扭。唯有《四老汉学毛选》是用打击乐器伴奏，表演得最成功，看演出的观众使劲拍巴掌表示欢迎。整场节目尽管简单，但我们这些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学生，硬是模仿着乌兰牧骑的动作与套路，有模有样、认认真真地把节目演完、演好。
此后，我们这支乌兰牧骑式的“毕克齐中学毛泽东思想革命文艺宣传队”先后排练出20多个节目，于1967年全年演出160多场，在广袤的敕勒川平原上的萨拉齐、美岱召、察素齐、毕克齐、陶思浩、北什轴、三两、铁帽、大毕克齐、中海流、阎桂房子、十里坡、五里坡、水磨沟、鸟儿素、把什、台阁牧、兵州亥等村镇、人民公社，在呼和浩特近郊的农村、学校、厂矿，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礼堂献歌献舞，留下了欢歌笑语。此间，最难能可贵的是宣传队队长范德义，他出身贫农，理应回乡务农当一名“回乡知青”，但硬是领着这支宣传队在敕勒川这方汉、蒙、满、回人民共同生活的土地上坚持演出一年多，分文不取，全部是义务演出。我们还抽空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担水、扫院、剥玉米，学习雷锋、学习乌兰牧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晚上也无处休息。在农村演出，根本没有招待所，我们常常在村里四面漏风的小学教室或生产队队部和衣挤在一起，数着室外的星星，唱着那首“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歌坐到天亮。我们佩戴着毛主席纪念章载歌献舞，抱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抱着对文艺的酷爱，在呼和浩特至包头之间的各中学、厂矿、村镇人民公社“疯跑了一年多”（家中父母对我们的评价）。
到1968年，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土默特左旗第三中学开始，而且抓得非常紧。记得学校的老师全部出动，针对符合下乡插队劳动的学生，包干动员，落实到人。老师到学生家不再是家访，不再是补课，而是说服动员他们曾经教过的学生尽快、尽早报名下乡插队落户。当时的口号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我们这支革命文艺宣传队再也没有演出，家住农村的回乡当了农民，有的后来当了民办教师；家住在城镇的，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他们大都结了婚。
乌兰牧骑情结之二——农民乌兰牧骑演出队
1968年11月，我作为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插队到毕克齐人民公社北店生产大队安家落户，当了农民。下乡后的第二天，生产队招待我们吃的麻油圐圙（一作磈磊，把煮熟的山药去皮后搓成碎末，拌在莜面中，蒸熟后再用麻油炒一遍），是贫农于大爷掌的勺，记得他到生产队的油坊舀了多半瓢胡麻油炝锅，闻着香。但是现榨的麻油放多了，吃着挺香，吃多了上头。我们每人吃了三四碗，昏昏沉沉睡了十四五个小时。第二天下午，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于进才和生产队队长任银银得知我们几个知识青年爱好文艺，便把我们叫到生产大队队部，让我们成立一支乌兰牧骑式的农民演出队，组织村里的“青年民兵突击队”和“铁姑娘战斗队”排练文艺节目。于书记说：“村子里开天辟地以来自己没排过戏，只是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请外地的剧团演三场戏。”戏子（农民对剧团演员的俗称）全在社员家吃住，每接待一名演员，生产队记3个工（30分）。有的社员家炕大，一次接待七八个演员，还把自家储存的腌肉、粉条、豆腐大大方方拿出来招待演员，真够实在的。可见农民对于文艺生活的需求与渴望。
我们用20多天时间为生产队赶排了大合唱，压轴戏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场《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其中，李奶奶和铁梅由该村“铁姑娘战斗队”的两名女青年扮演，我扮演李玉和。用的是地方戏二人台《五哥放羊》《转山头》的曲调。李玉和手中的“红灯”不是铁路系统使用的路况灯，是生产队饲养员使用的马灯。大家都抱着非常认真且真挚的情感参与演出,记得有三四位铁姑娘还提前到毕克齐镇理了发，饰铁梅的那位“铁姑娘”还把过大年贴春联用的大红纸弄湿，在嘴唇上蹭了口红，特意换上过大年才穿的新衣裳，比媒人领上她到邻村相亲还认真呢。
排练与演出活动从1969年腊月初九开始，我们6名知青再加上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年小伙子和姑娘共30多人表演的大合唱，我当指挥。演唱的曲目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最后一句是“立场坚定斗志强”。当我指挥到最后一句做了结束“收煞”的动作后，一位叫“二后生”的青年又冒出一句“立场坚定 —— 斗志强”,台下的社员们笑开了花，甚至高兴地拍起手来，二后生羞得低下头，我也忍不住笑了。至正月十五，我们共演出5场。这是北店生产大队破天荒由本村的社员自己组织“演戏”，是件大事。记得于书记和团支部书记于贵和组织社员砍了几棵树，卸下老乡的6块大门板，在小学搭起临时舞台，台上铺着生产队仅有的一块大帆布。全村的社员都到小学门前的广场看了演出。就连周边的大古城、小古村、一间房、董家营子村的农民也赶来看戏。毕克齐人民公社分管知青的皇甫老师还专程来看了我们的演出，夸我们是“知青乌兰牧骑队”。那情景，可以说是十室九空，而且看演出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十里八村的亲戚朋友都来看戏，红火热闹得很。于书记和任队长特别高兴，他们俩把胡子刮得溜光，演出前于书记还上台讲了话，念了毕克齐人民公社下发的一件关于抓紧春耕生产的通知。演出结束后，生产队决定奖励这支由农民和知识青年组成的乌兰牧骑业余演出队—— 我们知青每人记60个工（1个工10分）。那年，一个工的工值是1角2分，排练了两个多月，到年底分红时，每人还赚了7元2角。
乌兰牧骑情结之三—— 在清水河县乌兰牧骑的日子里
1970年9月，我已经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近两年。听说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乌兰牧骑招收演员，于是乘火车到了呼和浩特，继而在城南搭乘了去清水河县拉煤的大卡车，坐了6个小时车，一路颠簸到达清水河县城关镇。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军管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赶半峁”运动。半峁子是清水河县的一个生产队，是丘陵地带，土地贫瘠，缺水，地形特点和经济状况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很相似。记得那里几乎每家都有一个蓄水窖，夏天把雨水积存起来，待沉淀两三个月后，即可食用。清水河县许多比较偏僻的山村，特别是住窑洞的农民，多饮用这种水。而我们都喝不惯，那股味道真的说不上来。半峁子村在学大寨方面做出了榜样，把许多丘陵状的山地改作梯田，取得了成果，因此成了清水河县乃至乌兰察布盟学习的榜样。《乌兰察布报》与《内蒙古日报》都进行了宣传报道。当时的清水河县军管会动员全县人民“学大寨，赶半峁”，乌兰牧骑在军管会的率领下，遍足全县，到处献歌献舞。
当时的清水河县乌兰牧骑队员住在城关镇中心大路路北半山腰的窑洞里，窑洞前面的空地上建有一座约150平方米的排练室和办公室。我参加了乌兰牧骑的排练与演出工作，当时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所表演的节目有板胡独奏，曲目是芭蕾舞《白毛女》喜儿扎红头绳的那段音乐；还独创了瓶子独奏《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把大大小小的瓶子按音阶组合起来，用两把小勺敲着演奏。我的才艺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也得到清水河县乌兰牧骑全体队员的认可。但是，最终因知识青年不可随意外出工作的规定，由清水河县乌兰牧骑聘用了半年之后，返回毕克齐插队的地方，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段历史至今铭记，久久不能忘怀。
乌兰牧骑情结之四——呼和浩特市文工团与乌兰牧骑
1971年11月，我被呼和浩特市文工团录取，在乐队演奏小提琴、二胡、板胡、木琴等，后来兼作曲、配器与乐队指挥工作。在呼和浩特市文工团工作期间，每一次下乡演出，都像当年在清水河县乌兰牧骑一样，除了在乐队担任伴奏工作外，装台卸台、搬道具，什么活儿都干。又因为呼和浩特市文工团是地市级所属文艺团体，经常辅导旗县乌兰牧骑的演职员，每每能与各乌兰牧骑队员在一起互相学习，我都特别高兴，自然对旗县来团学习观摩的乌兰牧骑队员也格外热情、尽职。而与乌兰牧骑同台演出，更是司空见惯，而且也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好机会。此间，每每到旗县采访乌兰牧骑、业余剧团，进一步收集了自治区各盟市旗县的有关文化艺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如乌兰牧骑队史、剧团团史、民间艺人口述史以及剧本、照片、节目单等，同时对乌兰牧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而为学习、研究乌兰牧骑及其事业发展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乌兰牧骑情结之五——内蒙古艺术学校与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诞生于1957年6月，内蒙古艺术学校成立于1957年9月，二者成立于同一年。艺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著名作曲家莫尔吉胡校长说：“内蒙古艺术学校为乌兰牧骑培养了大批人才。可以说，缺什么知识我们教什么知识，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乌兰牧骑的发展，离不开内蒙古艺术学校。”内蒙古艺术学校学制5年，后改为4年，小学毕业即可报考，属于中等专业学校。著名歌唱家拉苏荣、德德玛，作曲家阿拉腾奥勒等都毕业于该校，或在该校培训班进修。学生在这里除学习专业课如声乐、舞蹈、器乐之外，还要系统学习乐理、视唱练耳、文艺理论等综合课程与专业知识，使学生成为既有扎实的专业技术功底，又具有一定艺术理论知识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多为16～20岁，年龄最小的甚至只有十四五岁，非常适于乌兰牧骑工作。许多学生毕业后在乌兰牧骑成了台柱子，有的成了领导者。内蒙古艺术学校从1961年把首届学生送到乌兰牧骑后，除“文化大革命”中因停止招生而受到影响外，几乎每年都有各专业口的学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区七八支乌兰牧骑，为各地乌兰牧骑增补着新鲜血液。
历年毕业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还被省地级文艺团体录用。内蒙古艺术学校改称内蒙古艺术学院之后，培养出的学生，仍然进一步充实到自治区各乌兰牧骑与各级艺术团体或文化艺术单位，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乌兰牧骑的专业水平乃至社会影响力。
1975年9月，内蒙古艺术学校创办首届作曲班，专门为各旗县乌兰牧骑培养作曲人才。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镶黄旗、杭锦旗、四子王旗、集宁市、东胜县等15支乌兰牧骑中招收了15名有一定基础的队员，另外吸收内蒙古京剧团、内蒙古杂技团、内蒙古音协等文艺单位的6名学生，我也在内。作曲班集中在内蒙古艺术学校食宿，培训一年，由吕宏久老师担任班主任，莫尔吉胡校长亲自讲授作曲理论课，其他任教老师有辛沪光、林经天、满达、裘耀章等，系统地按正规学院的理论作曲课进行了学习。学习班毕业后，这批学生成了全区乌兰牧骑有关理论作曲方面的一支骨干力量，如段泽兴、郭君、赵星、宝音、赵海远等，都成了作曲家。再就是，1982年后，全区12个盟市先后成立了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或类似的院校，如呼和浩特艺术学校、鄂尔多斯艺术学校、乌兰察布民族艺术学校等，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进一步充实了自治区乌兰牧骑及其他专业文艺队伍，其中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乌兰察布市民族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还充实到省级乃至外地文艺团体。
1978年9月，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系统地学习了有关作曲理论与民间音乐理论知识。同时，我还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举办了学术讲座，主讲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戏二人台与民歌等，受到学院的好评。回到呼和浩特后，在团里从事创作工作。
2007年，内蒙古艺术学院邀我为二人台戏曲表演系的学生讲授地方戏二人台与民间音乐理论，从2007—2009年，共为3届学生约70多人讲了课。这三届学生毕业后，多数走进了各旗县（市、区）的乌兰牧骑，从事创作与表演工作。我每次到盟市旗县创作或采访，总能看到乌兰牧骑队员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欣赏着他们热情奔放的表演，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从学生到教师，一步一步，走过了半个世纪。
目睹了从内蒙古艺术学院（校）走出的专业人才，充实了乌兰牧骑的阵营，加强了基层文化工作的力量，思绪万千，感受颇深。
乌兰牧骑情结之六——为乌兰牧骑放歌
1983年11月7日，我离开文艺团体，调入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从事编史修志工作，对全区各盟市旗县的编史修志工作进行辅导工作，同时从事民俗风情、文化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调研与资料收集工作。2001年，我创办了内蒙古首家民营编辑部—— 内蒙古通志馆，编辑出版了《乌兰牧骑精神》《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内蒙古民歌名曲通典》等书，总计1000余万字。其中，《乌兰牧骑精神》一书于2019年参加了由联合国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优秀图书展，并被收藏。而这些作品中，几乎全部都凝聚着乌兰牧骑的歌、舞、曲、戏。仅以二人台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区最兴旺时的80多支乌兰牧骑，有近30支演出二人台，其中十几支乌兰牧骑拥有专业演员，如武利平、王占昕等。
随后，另一部纪录乌兰牧骑的书《中国乌兰牧骑通志》走上了编辑出版日程。《中国乌兰牧骑通志》一书，从1984年构思并收集资料，历经20年，终于要在近期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记录乌兰牧骑产生与发展的书籍，既是对乌兰牧骑精神的颂扬，也是我的乌兰牧骑情节的抒发。
编纂的征程，仅是内蒙古自治区所属12个盟、103个旗县（市、区）我至少走过三遍。最多的十几遍。除了辅导各地的编史修志工作，就是采访、收集、整理属于“三亲资料”的地方文献。其中仅就考察、调研各地乌兰牧骑一事，先后在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武川县乌兰牧骑，包头市郊区、土默特右旗、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等40多支乌兰牧骑等采访学习；同时到呼和浩特市文化局、通辽市文化局、赤峰市文化局、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以及大兴安怜森林管理局、包钢集团公司、吉兰泰盐业集团文化宣传处室、乌兰察布民族艺术学校，各盟市旗县的文化局、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与各级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学艺术联合会等部门与单位采访、调研、收集有300余册（种）约2000万字的有关乌兰牧骑剧团、歌舞团、戏班子、鼓乐队、文化队的原始资料，不乏乌兰牧骑从建队到成立起始的汉文、蒙古文字资料、节目单、歌曲集、剧本、乐谱、照片等。继而从中筛选出近300万字的资料，历经初编、初审、再编、再审，修订、终审等多个环节，精编细审，浓缩为90万字，终于2024年编出终审稿，递交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凝聚了我的心血，同时也得到了业内师友的指导与支持。内蒙古艺术学院（校）的创始人之一莫尔吉胡校长说：“内蒙古艺术学校为乌兰牧骑培养了大批人才。可以说，缺什么知识我们教什么知识，缺什么人我们就培养什么人，乌兰牧骑的发展离不开内蒙古艺术学校。你把艺术学校也写进去了，这挺好。”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协会会长达·阿拉坦巴干无私地拿出自己珍藏几十年的资料供参考，并认真修改全书，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他说：“这是部好书，希望尽快出版。”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继任会长吉日嘎拉通览《中国乌兰牧骑通志》全文，他说：“书稿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学术价值方面没有问题，是一本应该出版的书。”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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