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涛简介： 

　　黄静涛，蒙古名陶克涛。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兼《民族研究》杂志主编，现已离休。1922年1月7日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把什乡人。30年代后期就读于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及国立北平蒙藏学校。1940年初赴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工作。抗日军政大学迁到陕甘宁边区后，调至该校四大队宣传股工作。此后历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科长、代部长，内蒙古报社社长，内蒙古军政大学教育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国立北京蒙藏专科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处长、副处长，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青海省体委主任。1979年兼任中国民族学会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1981年兼任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理事长。离休后，仍然致力于蒙古学的研究工作。主要论著有《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格斯尔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3月）、《土族源流新议——兼谈土族的历史斗争》（《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匈奴歌）别议》（《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出版社，1987年）。   

　　2006年11月底，黄静涛先生接受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邸永君博士的采访，兹收录访谈录的一部分。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您能接受采访，我深感荣幸。此前，曾拜读过您作的七律《哈素海远眺》，“千里平芜一望收，何必王粲又登楼。经霜树色犹染绿，凌风草色不叹愁……”。其气势雄浑，对仗工稳，境界苍茫，立意高远，足见您高深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娴熟的炼句技巧。作为一位蒙古族学者，您是如何打下如此深厚的汉学基础，是否受到家庭的影响？

　　黄静涛（以下简称黄）：岁月不居，转眼间我已年过八旬，离休多年。“闭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故而所知甚少。就是当年亲身经历的事，也大多从记忆中走失。双耳重听，增加了您采访之不便。   

　　客套就免除吧。现在就回答您这第一问：家庭影响与否的问题。 

　　我倒是的确学过一点汉文典籍。面对浩瀚的书海，也无非略胜其无而已。至于家庭影响云云，过去也有人这样问过。这事因为从来没有经过心，所以照例与人都是太史公的办法：唯唯，否否。   

　　我是阴山土默特部人。在我的记忆中，这个部的人只要有可能，一般都愿意学点汉文。通过汉文以了解周围、了解人间，进而凿开自身的壅塞，这已是历史性的惯常现象。过去有，现在有，以后必然会更有。我故乡的前辈、平辈、后辈，大多都有这个历程。我只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谈一点历史。   

　　阴山土默特被清人呼为归化城土默特，是个古老的兼营农业的游牧部落。《元史》列传传主中出身于土默特者不止一个。《明史鞑靼传》中对嘉靖时期蒙古的叙述，主要就是指土默特部。这个部落在势力膨胀时，曾西迄青海，东达辽沈，而它的基地始终稳定在古敕勒川。6世纪时一首当地民歌即后人写成的《敕勒歌》歌词唱到：“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指的就是这里。其紧毗长城，历来不乏关内人出关入隘，往来此地。春来秋去，谓之“雁臣”，喻示候鸟。土默特人不免与之交往，感受汉地文化气息。16世纪初，情况又有大变。以白莲教为旗号的造反者反抗明王朝失败以后，大步跨出长城，络绎于土默特，企望和“鞑靼”联盟。他们呼朋引类，众至十余万，大大超过了土默特人户。其中有农民、工匠、军卒、秀才、举人、译馆译员等。这些被明廷指为。叛贼”者，进入土默特地，就广筑。板升”即泥堡，以为新“巢”。并以此为支撑，分二路展开活动：一路猛辟草原，垦为农田；一路参加土默特部武装，成为蒙汉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明王朝施压。大开农田，牧场急遽减缩；广筑“板升”，“穹庐”无藏身之地。客民喧宾夺主，土默特人别无他法，只好弃牧从农，变肉食为“粒食”。脚跟既经站稳，白莲教的部众就开始展其宏图。他们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石青开化”；二是“威震华夷”。他们自己则是“沧海蛟龙”。“威”当然是虚张声势，“化”倒确实有些效应。除一切汉文化设施展示于土默特地，从而对所谓“天造草昧”多有启迪外，最显眼的就是土默特部开始有了“笔写气”的设置。这是专办汉字文案的执事，且从此与明王朝的各种书启翰牍，亦开始使用汉文。当然，经过明人的历次“捣巢”及俺答汗的“执叛”，后来又有皇太极的“烧绝”“板升”，“蛟龙”们终于烟消云散。然而那个“化”的余绪依然未断。汉文化的种子已经洒在阴山之下，土默之川。   

　　满洲肇基，曾厉禁蒙汉二族交通。这是他们从明代土默特蒙汉联军造成明王朝极大威胁中得出的教训。满人严禁汉人出边，并且严禁蒙古人学用汉文。直到其用兵西北，需要就地筹措粮草，征用车驮时，才开始解除“边禁”，并发动关内汉民涌入土默特，填补“板升”空地。同时，清廷颁发两条旨令：一是没收土默特土地，却说是“带地投诚”，出于“自愿”；二是废除土默特的传统自主权力，统辖于绥远将军及满人都统，列为“内属”，不为“外藩”。这两条的寓意之一，当然是防备蒙汉接触。土默特在清统治下，既失地，又亡权，唯一的出路就是与汉族交往。到18世纪时，土默特人已经趋于汉化。他们不但忘记了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字，丢掉了自己的典籍，甚至衣食住行以至一些风俗习惯也与汉地无异。这种趋势到了清末，更加不可收拾。民国建立，“五族共和”，在土默特境内建起七县二市，成为绥远省的主要支柱。在这里，无论官衙、学校、工商、百业，汉字文书都占绝对统治地位。不识汉文寸步难行，而蒙古文书则成了人们的身外之物。这是个历史的必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我幼年时便问津汉文的大环境和时代背景。

　　那么小环境呢？这该是家庭吧。好，也可以谈谈。我的生身之地是“把什板升”。这是个汉化了的蒙古语词。“板升”含义已经在前面说过，“把什”应当是巴克什。含义有二：一是“师”，如教师、经师、牧师之类，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那种人，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二是官衔，可以比喻明清时的翰林学士，当今的秘书长。以这样的“师”命名“板升”，足见这个聚落的文化含量。到我出生时，这里的情况已经大变，居民已没有这种“师”了。然而，“把什”名称仍在，它的文化余响仍在周围城乡浮荡，而我家在全“板升”内尤居于文化首位。我的祖父兼通蒙、满、藏、汉文书，曾长期在城内从事译写与文案职业。记得从我五岁时起，他就教我兄弟二人学习蒙古文，从字头开始，直到完全通悉。学到“四十条”（兄说是四十条康熙圣谕蒙文本，我记得是成吉思汗箴言，何者为是已说不清）时，他外出，才不得不中辍。学习的资料皆由他亲手缮写和手订。除了蒙古文书之外，他也教我们汉文。最有意思的是除了“经”外，也教“纬”书。这都是术数一类的东西，如《奇门遁甲》、《玉匣记》、《宅经》以及“星命”等等。他也教天象并亲自于晚间指向天空，教我们识别星辰。他走后，我就转入村肉馆塾，所学已经不是蒙文而是纯粹汉文了。先生都是汉籍且多为“口里”人。第一位先生在同馆的学子中印象不错，以为他不光是个“饱学”之士，甚至颇疑他是个关内出亡的有志之人。其后的教师都自郐以下，我也就离开本村而到城里（今呼和浩特）就学去了。 

　　我说的这段历史概略，对了解阴山土默特人之所以问业汉学的事，极为重要。从此可以看到：土默特人倾向汉文历史悠久，几乎是蔚为传统；历史所逼不得不学，切身需要不能不学，社会发展也提供了学习的可能与条件。任何个人如我等者所面临的家庭影响可以说各有特点（我家的蒙文特点为别家绝无），然而最终还得服从于“大环境”，受它的直接影响。“家庭影响”云云，恐怕只能是概乎言之。 

　　上面所言即是我就学汉文典籍之缘起及咯历。先生称得上是诲人不倦，而我当初却并未倾心向学。一方面自然是潜在的民族意识与歧见，以为读书没什么出息，甚至认为既是文盲而干出大事的古今先例并不少见。“多读书，多读书，惠施五车又何如”的诗句，我很是欣赏。情绪的底线便是轻视书本，无意中已将曾经入手的那么多线装旧籍抛到脑后，一心主张实干。我认为，路是双脚踏出来的，而不是空口念出来的；打鬼子凭的是沙场浴血的英雄，不是庙堂空谈的夫子。干就是学，不干哪来的学问？“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至圣先师”的徒子尚能有此倡议，何况兵烽时代的青年？这些当然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偏激，而这种偏激随着“干”的经历，也在逐渐改变。后来党组织从敌后把我调到延安学习，那可是一方崭新的世界，澎湃的革命气氛，炽热的学习热情，简直就是无边的马克思主义熔炉。我当然如接受战斗任务那样，积极投身到这个熔炉里，这是我前所未遇的追求真理的环境。读书、讨论、听报告、记笔札，真是如饥似渴。但是当时的学习与研究有走向教条主义的偏差。1941年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不良倾向。这是一部思想建设、学术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次年，他在整风报告中又加以阐述。这些文献被贯彻执行以后，整个解放区的学风立即大为改观，我所受教益也决非用“匪浅”二字可以尽括。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早已抛弃的一些“旧学”片断又好像“沉渣”在心头泛起，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解放以后，我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这不免与学术打点交道，并且为了实际需要和机缘的偶合，也不时向学术门槛移步，试图找条登堂入室的新径。惭愧的是自己老之已至，不能再了其不了也。
　　现在我已经是过来之人，回想起来，延安那段历史，永远难忘。正是延安孕育、培养、决定了我一生的实践。没有它，哪能有我？如果说“家庭影响”，我觉得就是延安。那是革命大家庭啊！
　　邸：您1939年就参加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是什么动力推动您走上革命道路？
　　黄：这事也可以谈谈。我平时没有怎么考究这个，不以为这有什么可谈的价值。不过我想，一个僻处塞外的土默特人，终于走进革命队伍，而且不止我一个。那么，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现象、历史趋向，细想起来，好像说说也不无可供研究的意义。总可以见一反三吧。
　　我走上革命道路，回想起来，应当是由历史影响、个人憧憬及形势驱使这三方面的合力所促成，而以形势的召唤及党的领导为至要。不妨说远一点。
　　辛亥革命爆发，受到内地的影响，土默特地方一时浮动，然而受到一向拥兵自恣的地方军阀戕害。部人既经此创痛，心实衔之。要求自治的声音，亦如内蒙古其他地方一样汹涌澎湃。
　　1924年，外蒙古在苏俄共产党的援助下，推翻封建势力，驱逐外来侵略，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国内国共二党合作，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及国内民族政策，孙中山也重新解释他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高潮的前奏。南北二极的这种令人鼓舞的形势，极大地影响了夹在中间的土默特地区的劳苦大众。凭借新开通不久的铁路线，土默特青年纷纷联袂出境，前往北平，然后分为三向：或南向广东、湖南等地，入黄埔军校、农民讲习所；或北向先后到乌兰巴托；或在北平参加当地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而无论哪一向，都切实表明，土默特青年已经涌入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消息传开，乡人莫不欢欣。而在土默特本地，斗争也初见端倪。国民党（共产党在内）当地执行部也展开群众运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族平等”等大字标语遍布城乡，那首广为流传的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也在这里的群众中广为传唱。即使小孩游戏，也常争相高唱这首歌曲。那种热烈的气氛和场面，至今难以忘怀。其影响所及不可以道里计。然而好景不长，“四·一二”所谓“苦迭达”（政变）之后，共产党被反动派打入地下，到处是白色恐怖，垂成的革命事业从此夭折。土默特的革命青年，无地藏身，很多先后北走乌兰巴托，寻求革命再起的办法。然而“野火烧不尽”，我乡的党支部也潜形于暗地，“平均地权”、“民族平等”的口号仍在呼喊；那首被当做儿歌的军歌仍在传唱；要求民族自治，实现孙中山的民族政策的心声，也没有一刻终止过。

　　1933年，爆发了“百灵庙自治”运动，这件事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与声援，土默特人成批地参与其间，它所引起的国内外舆论震动，每每见诸报端。然而好景不长，未及二年，终于直接被当地军阀政府分化、打击，濒于窒息。至1 935年，百灵庙运动的首领们势孤力单，最终向日寇靠拢。这自然是一种背叛，对此，熟悉蒙古的美国专家拉铁摩尔说，是地方军阀五花大绑把他们推向日本的。这的确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从那以后，蒙古又被当“问题”提了出来，可谓时髦云集，耸人听闻。于是，访问绥远省垣及社会的官员、学者、名流接踵而至，而以“蒙古”标题与命名的文章和书刊也应时而迭出，当然是五花八门，应接不暇。考其归根到底的论旨，则不外是建议国民党政府改变花招，采取更有效地统治蒙古的办法。而与此同时，远旅平、京的蒙古（首先是土默特的）学子也开始创办舆论工具，大声疾呼。《蒙古》、《新蒙古》、《蒙古前途》、《蒙古知行》等刊物也就应运而生。它们除了报道民族的苦难、历史与风情外，主要是要求实现新的、孙中山几次阐述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平等主义。例如《新蒙古》不时刊出曲折地介绍蒙古共和国及苏联成就的文字，受到读者的欢迎。当然，这种声音并不能动摇反动当局的统治，而且这些刊物问世不久即被停刊。然而它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一般蒙古知识青年中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我自己就曾受到强烈影响和启迪。推而广之，我总是设法找更多的这方面的读物，其中迈斯基的《现代蒙古》及吴清友的《苏联民族问题读本》，全面介绍了二国的成就和政策，印象很深。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全新的视野，心中非常羡慕，也庆幸那些前往二国的蒙古先行者，并且不由得产生对新社会、新思想的憧憬。1936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访问西北绥远等四省并写成系列报道，后集为《塞上行》。这些报道—经问世，便很快赢得了土默特知识青年的共鸣，他所提出的见解最使人注目的有两个：一是民族问题；二是陕北现状。我认为他很有胆量，从而非常钦佩他。当时大家还不敢公开谈论，以为在“免谈国是”的禁声中，太过危险，然而在私下却大都十分热衷，甚至能背诵涉及“民族问题”的某些报告原文。他生动地报告了中共诸领袖人物的思想、主张，其中对红军大学的描述，令我心驰神往。这是我的又一憧憬，我很想去那里见习（其实并不了解人家的办学性质）。 

　　我谈了这么多，只是表明我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及它对土默特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包括我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表明在这种影响下，那—代青年的向往所在和憧憬之心。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更加重要、更加直接、更加急迫的一面，这就是日寇的侵略和抵抗这种侵略的正义战争的召唤。   

　　日本蓄谋侵吞中国领土由来已久，所谓“满蒙政策”正是它的张本。“九·一八”以后，它的魔爪越伸越长，整个华北与内蒙已在它的幽灵笼罩之下。中国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因此也同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热潮。“绥东抗战”以后，绥远地区（亦为土默特地区）一时成了“最前线”。全国进步团体、人士纷纷前来慰问，以为声援。救亡图存、抗日救国的声浪一日高过一日。演讲、歌咏、画展、街头剧演，一派同仇敌忾的热烈气氛。我也投身其间，为之张目呐喊。“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走出工厂、摒弃课堂，到前线去，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的吼声，激荡在城市乡村的街头巷尾。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民空前大觉悟的时期。1937年上半年，全国高中以上学生都被集中在特地设定的场地接受军事训练。同学们不理会那些“中央”教官的说教，而是唱着这些歌参加训练。我对于“夜间战斗”、“骑兵训练”、“游击战术”、“筑城教范”及野外实习军事课目很感兴趣，以为它宜于战斗实用。在野外演习的间隙，常要求班长（实战部队派来的老兵）讲他们长城抗战的故事和战场经验。集中训练完毕后，我们放假各自回家。然而就在假期，“七七”战事爆发。我僻处乡野，消息闭塞，并不知道抗战开始的进程。待到开学期近，始得知实情，城里所有学校、机关、团体、商店等都已撤走或关停，不知去向。到十月，日寇已进占平绥沿线各城镇，家乡就这样在“国军”毫不抵抗、甚至是开门揖盗中，沦为敌区。政府的腐败，敌人的疯狂，人民无不切齿，然而群龙无首，只能是一筹莫展。我自己也是有怀投笔，无路请缨，心急如焚。我只身化妆东去北平，找同学商讨办法。大家都找不到出路，不知该如何抗敌。1939年，我又急不可待地返回归绥，听传闻才知道中共领导的部队已进军大青山。我由于以前已经约略知道陕北的抗日主张，所以我很相信这支队伍。通过亲戚的关系，我很快见到了它的地下工作人员。原来他们几位都是当年入黄埔军校、后走外蒙古的土默特人（其中一人正是我的同村亲戚），他们是在国内抗战军兴的形势下，从乌兰巴托回归故里的。他们大概已经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对我十分信任，并概咯地谈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我们的政策等。我当然异常兴奋，立即提出两点要求：参加游击队，打击日寇；介绍我到乌兰巴托，步老前辈革命的后尘。对此，他们表示欢迎，说条件成熟也要成立蒙古抗日游击队，动员更多青年人加入。乌兰巴托不必去，有机会可以去延安，那里有更好的学习条件。至此，志向决定，我很快就于冥夜中秘密进入山区，成了抗日前线的一员。那时的感觉就是“林教头星夜奔梁山”，我曾和同行的同志们这么说笑过。   

　　我到延安后，已有蒙古同志二十多人，以后又陆续来了一些人，蒙古人众至百余人，而土默特人竟十有其八九。他们当然是在党组织的支持下经过不同渠道前往革命圣地，并且个人的心情与经历也不相同，然而有两点恐怕还是共同的，这就是土默特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及革命前辈的历史影响；抗日战争形势的呼唤。   

　　我参加游击队时，正是党的困难时期。国民党政府停止了法定给予的经费；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延安受到蒋军的包围与威胁。大青山游击队成立才一年，而面对的是土匪的骚扰、国民党所谓“反满灭蒙防共抗日军”的袭击，群众基础才刚底定，南方人（部队原是老红军的一支）不习惯塞外气候，衣服给养也差；至于日寇的“扫荡”更不时而至。我本身由城市、学生及家庭生活一下转变到山野、军队（而且是游击队）、战场及严冬的极端困难环境中，也有不少困难。然而尽管如此，我仍依然奔向前去，由此可见一个青年人向往革命的决心是多么的重要。   

　　这就是我（作为当时土默特人的一个实例）所以奔向革命的原因简述。就谈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