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成绩提高站位深入开展敕勒川文化研究

——伏来旺会长在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研究会成立以来，陆续办了几件事。一是出版了《敕勒川文化丛书》13本，400多万字；二是创办了《敕勒川文化》刊物，已发行26期；三是举行了几次高层文化论坛；四是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子课题项目——《敕勒川地区历史与现状研究》；五是协助土右旗建立了内蒙古敕勒川博物馆；六是指导相关旗县的民间文化研究；七是按照“横向拓宽，纵向延伸”的思路，集中研究了土默特及土默特地区的萨拉齐镇、美岱召镇、河口镇、塔布赛村的历史文化；八是进行了跨地区的文化考察与研究。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大凡地域文化，一有独特性，二有差异性，三有关联性。前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研究了独特性与差异性，从去年开始，分赴山西、河北、陕西、宁夏等地区进行考察，研究地域文化的关联性，形成一部专著《他山攻玉》，目前尚待出版。若总结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理顺了敕勒川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二、说清了这个地区的一些历史大事。三、总结了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四、概括提炼出敕勒川文化六大亮点，四大基本特征。近期，梅岱先生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上发表《走进〈敕勒歌〉》文章，读后很受启发，同时感觉到我们的研究还有几点不足：一是研究文化站位不高；二是对敕勒川地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估计不足；三是与周边地区及祖国各地文化联系不够紧密；四是从大一统、大融合、大中华的概念出发，研究的不够深入。因此，确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敕勒川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梅岱先生《走进敕勒歌》的文章中，有几个重要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讲到敕勒歌，作者有四点独到见解：

一是敕勒歌抒发的是一种游牧民族的大众情怀和天下情怀，歌中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不是把穹庐比作天，而是把天比作穹庐，这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观。

二是把敕勒歌和诗经挂钩，诗经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称为“国风”。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应该称为“草原之风”。

三是说敕勒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对现代的蒙古长调和蒙古民歌有很大的影响。当今草原之歌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敕勒歌的元素。我体会，现实主义体现在歌词的客观、实在、素描、直白，《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下”等于大白话，直接告诉你敕勒川在哪里。“风吹草低见牛羊”，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敕勒川水草丰美，只有风把草头吹得低下来，才能看见牛羊，是一种写实；而我们现在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有一点夸张了。浪漫主义表现在：整首歌没有写人，但是表达了敕勒人的情怀和游牧民族“天似穹庐”的天下观。说草原之歌吸收了敕勒歌的因素，很有道理。如现在土默川上研讨会现场唱的一首山曲：“老赖梁的沙蒿无根草，哪里挂住哪里好。”也没有写人，但这首歌不是为了写沙蒿，真实意图是表达了那些走西口的人们和那些流动的民族，老天把他们安排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生活的心情。即对大自然的摆布无可奈何，又自觉地顺从自然的良好心态。

四是文章中有一句重要的话：即“今人对《敕勒歌》的评价应当更高一些，应当把它放到中国文学殿堂里更高的位置。”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过去也把《敕勒歌》说得很美，但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下一步的研究，要深入挖掘《敕勒歌》的内涵，提升品位，赞誉其在文学殿堂中的地位。讲到敕勒族，作者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一个民族的两种选择、两种出路和两种命运。敕勒族从贝加尔湖来到阴山前后，一部分向北走了，受到柔然人的统治。柔然人将他们作为奴隶，充当炮灰。他们不堪忍受，拥戴自己的首领建立了一个“高车国”，但这个国家还是灭亡了，民众仍然充当奴隶。而另一部分敕勒人，归附了北魏。北魏王朝不把他们当成奴隶，而叫“新民”，给予土地。他们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肩负守卫边防和生产劳动双重任务，在文化艺术方面均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特别是有两位敕勒人倍利侯和斛律金留下了很好的名声。在讲到敕勒川地区，作者站在大中华的高度来审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认为中国国土北纬41度是一个重要的农牧分界线，而敕勒川恰好在这条线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农牧结合的独特经济类型，又演绎出中原与草原的军事冲突和文化相融，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地域文化的思维方式。其中有几个重要观点，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了。今天有土右旗的同志参会，我结合敕勒川博物馆事宜，讲点意见：2011年春，我曾主持召开了敕勒川博物馆展览的评审会，也叫论证会。当时有土右旗领导、研究会学者和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参加。会上确定了建敕勒川博物馆的宗旨是：“再现历史，反映现实，展示未来。”重点是理清历史文化脉络，讲清地区的四个属性、六个亮点，提升地区知名度。现在回想起来，主张是对的。

敕勒川博物馆是我们研究会研究敕勒川文化的重要载体。从现在博物馆的运行来看，总体情况很好。第一，基本体现了论证的初衷；第二，在一个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民俗馆部分很亮眼，把草原民族与汉民族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生活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但我感觉还有几个不足：一是关于敕勒川的由来，说得不太清楚，以至于很多的游客参观完敕勒川博物馆，出来后仍搞不清什么叫敕勒川。二是对敕勒川的历史文化脉络理得不是很清晰，特别是草原与中原两边的对峙，各处在什么时期，交待的不太清楚。北魏在塞外的时期，中原是什么情况，对应的关系应说清楚。三是缺少现代化的演示，如3D影像。我从书本上读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始终没搞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在赤水河上，过来又过去，反复四次。前两年到了遵义，在遵义博物馆看了“四渡赤水”影像，一下子就明白了。适当增加一些影像演示，比单纯的文字表述更清楚。四是讲解员的水平提升问题。为此，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敕勒川博物馆是用古时候一个部族名称命名的地名，再由古代地名命名的馆名。须开宗明义，首先讲清什么叫敕勒川，然后再讲历史。梅岱先生的文章“敕勒歌、敕勒族、敕勒川”三部曲，走进《敕勒歌》，找到敕勒人，然后又说敕勒人居住的地方敕勒川，条理十分清晰。从历史的角度讲，先有敕勒川地方，后有敕勒族人群，之后唱出一首民歌。作者追溯历史，用倒序之法，听到了歌声，寻找唱歌的人，然后描写这些人生活的地方。读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让参观敕勒川博物馆出来的人，脑子里清清楚楚明白什么是敕勒川。

第二，要搞清楚敕勒川是草原与中原的结合部，是游牧和农耕的交汇点，最大的特点是“结合与交汇”。在结合与交汇的基础上重点讲相融，这是我们当初确定建立敕勒川博物馆的宗旨和本意。

第三，敕勒川应重点分为三个时期讲述。第一是秦汉时期，第二是南北朝时期，第三是明清时期。三个时期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把亮眼的、重要的反映出来。早在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大胆改革、倡导学习少数民族的穿着服饰、骑马射箭，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胡服骑射”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敕勒川集中地表现为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争夺的要地；这个时期，长城与直道两大工程有重要历史价值；这个时期，胡汉和亲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历史上众多的研究者研究了上千年，越研究越深，从中找出了民族团结、相融和谐，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有重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值得宣扬的是北魏在盛乐开国，今日的和林格尔县是草原第一都。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唱响了一个地名，一首歌。我们今天建起一个博物馆，这个馆可谓文化厚重。这个时期北魏六镇地位十分显赫，有几个重要人物值得研究。高欢出生在固阳，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出生在武川，是汉化了的鲜卑人。高欢建立了东魏，他的儿子建立了北齐。宇文泰建立了西魏，他的儿子建立了北周。武川出了五个皇帝，指曾在这里为官的宇文泰家族，建立北周王朝。还有隋文帝杨坚的祖父在北周时期曾经镇守武川镇，北周封他为隋国公，所以杨坚建立的国家叫隋朝。李渊的祖父李虎曾镇守武川，被北周封为唐国公，所以李渊建立的国家叫唐朝。一位鲜卑人独孤信，被称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他的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了杨坚，一个嫁给宇文煜（北周第二个皇帝），一个嫁给了李家，是李渊的母亲。一个小小武川镇，为隋朝与唐朝的建立作了铺垫，可谓有底蕴。研究这段历史，也可搞清楚隋唐王朝的建立，实为民族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情况相当复杂，敕勒川博物馆要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宜粗不宜细。值得重视的是阿勒坦汗，生于1508年，卒于1582年，享年75岁。他经历了明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这段时间内，明朝北元双方既有矛盾、冲突、流血、战争，也有团结、统一、和睦、相融，对于历史可做客观的叙说，而对“隆庆和议”历史事件，应该重点叙说，因为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明清时期的走西口，有多重意义，应深入挖掘内涵。近现代的辛亥革命，在北方草原上，响应者甚微，而敕勒川地区涌现出两个老同盟会员经权与云亨。这两个人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值得纪念与宣传。土默特地区是草原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乌兰夫等一批老一辈革命者不仅对民族解放，而且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应加大宣传力度。敕勒川博物馆的布展，应突出历史文化亮点，为此，可作些相应调整。

第四，梅岱先生文章中一个重要观点：三国演义中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概括天下大事，只适合三国时期的特点。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趋势是水流千里归大海。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有矛盾和冲突，都是在争夺“正宗”与“正统”。鲜卑建国称北魏，认为曹操的魏国是中原王朝正统，因此他要入主中原，统一天下，最后鲜卑人把自己融入中原。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断代，原因就是有大一统的观念。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是汉人胡化，胡人汉化，胡汉相融的过程。中华民族是在给予和拿来的过程中，慢慢长大的。所谓给予，即你愿意学，我就教；何为拿来，就是见好就学，见贤思齐。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目前党中央倡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华梦。敕勒川地区是中华民族相融最具典型性的地区。敕勒川博物馆要充分体现大一统、大融合、大中华观念。

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研究敕勒川文化

——内蒙古文史馆馆长乌恩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梅岱先生以博大宽广的胸怀，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上，去看敕勒歌、敕勒族、敕勒川,看这个区域的历史。以《敕勒歌》这一首歌为引子，展开了一幅庞大的画卷。这篇文章最后的落脚点在大中华、大融合、大统一这个话题上，把整个文章掀起了一个高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本人之前在这方面也进行过一些研究，最近读了这篇文章后，又有了更多的体会。这篇文章的中心目标落到一个问题上——敕勒川这个地理空间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它的地位、影响以及作用究竟有多大？我认为敕勒川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即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

一.自然地理

敕勒川属于蒙古高原的第二阶梯，再下一个阶梯，到了张家口，它就进入了华北平原。在这么一个阶梯状的空间里面，敕勒川北依阴山，南邻黄河，同整个蒙古高原腹地，尤其是和蒙古高原中部的戈壁区域相比较，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是十分优越的。历史上，阴山的植被一直到清代为止都是良好的，布满了郁郁葱葱的森林。乾隆年间，大青山失火，连续烧了三个月，自那之后，再加上人为破坏，大青山就成为了如今的面貌。所以在历史上，大青山其实是一片草木茂盛的地带。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正如梅岱先生所言，它是中国自然地理上宜牧宜农或农牧交错的区域。所以这个区域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一块乐土。从五十万年（一说七十万年）前的大窑文化，到后来的阿善文化、朱开沟文化，再到海生不浪文化，人类在此的文明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我在一些作品中曾写到：新石器时代从托克托县到清水河这一区域，人类的居住点有四五十处之多。这样的人口密度放到今天来讲也不是很小。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敕勒川又是一个最理想的冬营盘。阴山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又是一个良好的狩猎场所。历史上，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它是匈奴人狩猎的最佳场所。这样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注定会成为各民族青睐向往的一片土地。有史料记载，匈奴人自汉代失掉阴山之后，每过阴山都要流泪。为此还留下一首民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民歌里的祁连山和今天的祁连山并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祁连山是指的今天的阴山山脉。“祁连”在那个时代的含义是天（腾格里），所以“祁连山”即天山。由此可以看出，阴山对匈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二.经济地理

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讲，敕勒川宜牧又宜农，发展各种经济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游牧民族由于自身单一的生产方式，必须与周边的定居民族进行物质交换。敕勒川地区就是农、牧两个民族进行物质交换的一个重要空间，进一步还可理解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空间。对于游牧民族来讲，谁掌握了与中原的商贸权，谁就是草原的霸主。所以当我们鉴别蒙古高原上谁是草原霸主，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看谁是长城边上的人，谁在长城边上控制这个空间，谁就一定是草原的霸主。在历史上，敕勒川先为北狄所控制，后来为林胡、娄烦两个民族所控制，再后来匈奴统一蒙古高原后控制了这个空间。所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讲，敕勒川关系到游牧民族的生存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错误的理念。比如，有人说成吉思汗十分器重他的弟弟哈萨尔，把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分封给了哈萨尔。其实这是不懂游牧民族历史的一种表述。今天的呼伦贝尔草原确实很美，但根据谁在长城边谁就掌握了草原命运这一法则来看，成吉思汗有意将哈萨尔分封到呼伦贝尔草原，是对他有所防备，因为成吉思汗与哈萨尔之间是有矛盾的。蒙古秘史里对此写道：“母亲因此而老了”，就是说母亲诃额伦因为哈萨尔分封这件事而伤心过度。不过哈萨尔受封呼伦贝尔，他的后裔、部众也恰因此而躲过了明朝的战乱，到明朝中后期哈萨尔的后裔带领着部众南迁，形成了后来的科尔沁部落。

三.政治地理

从中国历代政局分布情况来看，中原王朝在很长时间内政治重心均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平原。为什么那么多的游牧民族由漠北兴起后，都要南下占据敕勒川呢？因为关中地区丰厚的物质财富吸引着他们。在封建时代，关中地区的财富占全国比重的60%，人口占30%，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带。从这方面讲，敕勒川对于中原王朝来讲，是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游牧民族一旦放弃敕勒川，就必须回归肯特山脉，回归到今蒙古国的三河源头，因为敕勒川的北面是浩瀚的戈壁，不适宜畜牧。游牧民族要想实现交换，要想在政治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占领敕勒川，必须控制住阴山地带。对游牧民族来讲，敕勒川是毗邻中原的一个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军事屏障。在西安为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时候，敕勒川尤为重要。它曾是匈奴、鲜卑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曾是突厥人参天可汗道的途径之地。辽金和西夏都在争夺敕勒川，无论是谁占领了敕勒川，战争立刻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的争夺战已变得意义不大了。敕勒川地区是中国历代长城修筑最密集的地方，从战国一直到明代，历代王朝都在这里修建长城。这里也是军镇最为密集的地区，从秦汉到北魏到隋唐，都建过军镇，今天传说的十二连城，北魏六镇以及唐代的三个受降城等都是军镇。从对敕勒川的管辖权还可检验出中原王朝军事力量的强弱。清朝史学家曾说，要掌控天下，须掌控阴山以南。历史上只有一个王朝（清代除外）稳固地把防御阵线向北推移了，这就是北魏。北魏六镇建设在阴山以北，所以北魏对这个地方的掌控能力要比历史上的清朝之外的任何其他王朝都要强。北魏之所以能够将防御推向阴山以南，是因为他自身就是北方民族，他懂得游牧民族的传统心理。北魏时期的敕勒族为何要被强制迁徙到这里？这是因为北魏政权要在柔然和中原之间树立起一道防线，敕勒人的迁徙是有战略目的的，并不是和平游牧到这里来的。敕勒川这个地方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是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孕育了特殊的文化形态。特殊的文化形态又促使开放、包容、进取等意识盛行于这一地区，这也是敕勒川与众不同的地方。梅岱先生讲敕勒、高车是人口较少的民族，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从秦汉开始，汉籍史料中出现的丁灵、铁勒、敕勒、突厥都是一个民族，这些族称都源自同一个词“tolus” ，只不过古汉语对其发音有不同而已。上述这些民族，在历史上的影响并不小，他们早期的活动空间在贝加尔湖地区。隋唐时期的突厥、回鹘也都源自敕勒，北魏时期的敕勒曾抵御过柔然，而柔然政权最终为突厥所推翻，突厥与敕勒又有源属关系，历史就是这样相承的。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隋唐以前，文化碰撞最剧烈的地方就是敕勒川。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鄂尔多斯青铜器是怎么形成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亚的斯基泰文化和蒙古高原的草原文化融合之后形成的新的造型文化，因为在鄂尔多斯这个地方最典型，所以我们就这样命名了。实际上他是整个敕勒川共同的文化现象，早在林胡、娄烦时期，匈奴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和西亚、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有的史学家讲敕勒川是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这是有道理的。敕勒川在古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这个地方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征，极具创新进取精神。上述特征以北魏时期最为典型，标志是北魏六镇的建立。中国的民族交流进入自觉层面，是从北魏六镇设立后开始的。不同民族的戍边者在这里交融，鲜卑、汉、匈奴、羌等在这个空间里共同生存，并孕育出了一个新的文化形式，这种崭新的文化又将中华文明的进程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大同云冈石窟门口立着一块碑，碑上写着余秋雨的一句话——“盛唐从这里走出”。各民族之间的氛围从敌对转变为融洽。就如《敕勒歌》的传唱，让斛律金唱《敕勒歌》的人叫高欢，高欢是汉人。历史记载，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欢在行军打仗时，都是用鲜卑语下命令，不是用汉语。武川县总说从我们武川走出了多少个皇帝，这句话倒不如说成是“武川输出了多少文化”。因为盛唐开放包容文化根基就是在此奠定的。所以唐太宗说胡人也是人呐，只要我们和他好好交朋友，他们也是能说得通的。是因为唐太宗的奶奶、妈妈及周边大臣都是鲜卑人，所以他有这个观点。敕勒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从胡服骑射到阿勒坦汗引进藏传佛教，再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践成功都发生在这里。第一批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人诞生在敕勒川，第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党支部也诞生在敕勒川。以上叙述概而言之，就是敕勒川三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政治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孕育了特殊的文化形态；特殊的文化形态又培育了独特的区域历史，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贡献。这就启示我们，文化只有在交流、碰撞中才能够发展，才能够繁荣。固守某种传统观念，对于我们民族的繁荣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是因为各民族都为这棵大树注入了自己的智慧、活力。敕勒川文化，敕勒川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一个浓缩，要把这个浓缩研究好、解读好、对外宣传阐释好。敕勒川文化的典型性也启示我们要增强对“五个认同”“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的认识。土右旗在全自治区首先建立了敕勒川博物馆，我个人建议，无论在博物馆的展陈布置方面，还是在文旅产业建设方面，都应该对敕勒川文化进行深度的挖掘，用各民族甚至世界都了解的语言和方式把敕勒川的历史文化对外充分展示，这对于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都是有很大价值和意义的。通过阅读梅岱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受到深刻启示，那就是在政治站位等方面我们应该有新的高度。从地方上的党政部门来讲，把这种思想用通俗的方法对外宣传出去，会特别有意义。

进一步深化拓展敕勒川文化研究

——内蒙古社科联副主席胡益华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首先，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召开这次研讨会，使我们内蒙古社科联对内蒙古敕勒川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于内蒙古社科联来说，社团研究活动开展越积极、活越，越能说明我们社科联的工作有成效。其次，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及看了梅岱先生的《走进<敕勒歌>》文章之后，我感觉到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的机遇又来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敕勒川，他们以优美的文章歌颂敕勒川，情真意切，对于我们研究敕勒川文化既是一种动力，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刚才伏来旺会长已经说过，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成立多年来，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建立了内蒙古敕勒川博物馆，目前这个博物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名气。今天听了专家的发家，看了梅岱先生的《走进<敕勒歌>》之后，我觉得我们敕勒川文化研究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深入挖掘，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现在提几个建议：

一是敕勒川地域上包括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等地区的敕勒川文化的研究，不管是前人还是后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敕勒川文化的研究与宣传队伍中来。将来如果有可能，希望逐步把我们的研究队伍壮大。

二是进一步深化拓展敕勒川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深化，扩大研究领域。第三，要进一步加大敕勒川文化的宣传力度。我看了这篇文章及今天参加会议的在座专家的发言，敕勒川文化可以在我们社科联范围内开展全社会性的敕勒川文化的宣讲。第四，我们可以结合专家学者意见，融入在敕勒川博物馆的建设上。今后我们敕勒川博物馆也应该不间断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邀请研究会的相关专家专门开展敕勒川、敕勒族、敕勒歌等方面的文化宣讲。通过这一活动的开展，作为一个契机全面带动各个旗县参与到敕勒川地域文化的研究上来。因为这么多年来，敕勒川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一些旗县，我们需要把这一成果继续巩固下去。我们社会科联今年的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由过去的每年一次，变成了一年四次。六月份是我们本年度活动的第二次。六月份的科普宣传周启动仪式将在包头举行。今后我们的科普活动周，将深入旗县甚至是到高校开展活动，希望今后由伏会长带头或者是由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带头，让文化研究走进全社会、走进高校。另外呢，现在社科联正在编辑一套《北疆讲坛》2019卷，希望能收录一些有关我们敕勒川文化研究的内容。最后就是对大家表示感谢：对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的支持，就是对内蒙古社科联工作的支持。

《走进〈敕勒歌〉》读后的四点深刻体会

——马冀副会长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会前我阅读了《走进〈敕勒歌〉》这篇文章，有四个方面的体会：首先是感受到梅岱先生的文章充满了热爱故乡的深情。文章从开始就很抒情，显示出对自己故乡深厚、真挚的热爱。从他的笔名梅岱，就可以看出是“美岱”的谐音，他以自己家乡的地名变了一个声起了一个笔名，这是这篇文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文章很深沉，讲乡愁，非常深刻，讲得非常动人。

另外就是敕勒川这个地方特别呼和浩特周边地区，确实是“人杰地灵”，敕勒川这个地区为什么能称为人杰地灵？人杰地灵的含义是什么？首先这是由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决定，一是这个地方重要，另外这个地区地理位置有特点。我记得乌恩老师讲过敕勒川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点，讲的很到位。实际上呢，梅岱先生这篇文章也是讲到这个问题。所谓人杰地灵，地灵就是地理位置重要；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像敕勒川地区，它是一个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甚至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有特点的地区。这里是一个农业和牧业两种经济的交插线、分界线。两种生产形态在这个地方，互相过度，互相交叉，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所以人类最主要的这两种生产形态，农耕和游牧就在这里交汇，这里宜农宜牧。在这里有阴山阻挡寒流，有黄河滋润着大地，这个得天独厚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它的富庶，适合于游牧又适合于农耕，自然也就造成了双方在这里的争夺与融合。因此这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多，文化积淀比较深厚。地区的文化积淀深厚造成了地灵，地灵与人杰有密切联系，因为这个地方的文化积淀深厚，他就能够滋润着、能够培育这个地方的一些人的成长、成熟，他所受到的教育，受到的影响，受到整个文化氛围的感染，这种有形的、无形的精神文化渗透，有助于培养出人才。所谓人杰，就是在这样一种肥沃的土壤中间，人才就能够生长出来。所以敕勒川这个地区就是所谓的人杰地灵。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上，积累出特殊的、丰厚的文化。这个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两种文明的积淀。然后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人，就能够吸收两种文化的精华，她就比单一文化环境下培养出的人才视野更宽阔，胸怀更宽广，那么这里的人就更容易成为所谓的人杰，更容易成为优秀人物，杰出人物。所以这样的一种人杰地灵的观念，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他确实是有很深刻的哲理在里头。所以在这里，影响历史的人物、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些事件，发生就特别多。那么，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这些人，眼光也好，胸怀也好，气度也好，他们的知识结构丰富，他们看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好就宽广、辽阔。所以敕勒川地区从古代到现在，确实是英雄、杰出人物辈出的地方。一直到现在，土默川地区虽然是敕勒川地域的一部分，在整个内蒙古就更是更小的地方，站在全国的角度看，那就更是个小地方。但就是这个小地方，却从古到今不断有英雄发迹，人才辈出，历史上有记载的有名的人物、优秀人才，多不胜数。敕勒川这个地方，从秦皇、汉武时，就有众多民族在这儿活动，一直到王昭君，一直到匈奴的单于们，一直到突厥，一直到蒙古的英雄豪杰，一直到当代，以乌兰夫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杰出人物……就是在这里，不断的有一些能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人物出现。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讲人杰地灵是有道理的。这个词用在敕勒川这个地区非常恰当，这绝不是偶然。所以从梅岱文章中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是他对故乡的这种热爱，对故乡历史的这种熟悉，对故乡出现的这些英雄历史，以及隶属于敕勒川地区这些优秀人物，杰出人物，叱咤风云的人物的自豪感。这是我对这篇文章第一个感想：他的文章充满了对家乡的感情，对我们而言很值得学习，很受启发。

第二个感受就是这篇文章显示出来作者丰富、深厚的历史知识和高超的文学素养。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敕勒川地区的历史如数家珍。从远古时期大窑文化一直讲到现在，历史讲得非常深刻、提炼得也很精准。文学知识讲得也很到位，讲《敕勒歌》时，从《敕勒歌》的产生到分析他的艺术价值，剖析析它的影响力，都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这个我就不展开详细说了。第三点就是显示出作者广阔的胸怀，展示出多民族文化交融下人的广阔胸怀。文章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强调的是多民族间的文化要交流，要融合。这个特点和敕勒川地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位置，特殊的历史积淀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作者抓住了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生活、繁衍特点，因为农耕民族是有很多的，游牧民族也包括很多民族，很多民族都在这儿活动，他们的文化在这儿交流，在这儿碰撞，又在这儿融合，所以整个敕勒川地区应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交流的大熔炉，各民族都在这儿发展，然后互相学习，虽然也有矛盾冲突、有战争的，但是更多的是和平。最后呢，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长期的交流融合，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梅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个词——“基因”，就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他举了例子，敕勒民族，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但敕勒民族的基因融合在了中华民族大的血液里，它是不会消失的。其实中国历史上好多民族在交融与发展时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基因都留在中华民族之中，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56个民族。在茫茫历史的长河中，可能有的民族消失了，连历史上都没有什么记载，但是他们依然为中华大一统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做出过贡献，就好像这个基因仍然保留着一样，所以他体现着一种对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欣赏，正是有这样一种广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势，所以敕勒川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地方。这些民族中，不仅仅是汉族、蒙古族，而是所有生活、繁衍在这里的，所有对这里做出过贡献的民族。这些民族都在为中华民族增加着新的基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就是在于有这些民族在为其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血液。所以多民族文化交流能够滋养出一种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更有广阔胸怀的、更有包容性的中华民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篇文章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广阔的胸怀。特别是现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梅岱山先生的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还是有着针对性和有现实意义的。包括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对这段历史不了解，很狭隘的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就是连56个民族都没有，他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去理解这些问题，就显得格局很狭隘，目光很短浅。那么这篇文章正是有针对性的对于我们开阔胸襟，能够以大的、包容的姿态对待各民族文化，看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我认为是有启示性的意义。第四点就是高屋建瓴的对历史进行了阐述。我们之前看敕勒川地区的文化。往往是没有从历史规律，没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上去分析看待。实际上，如果把敕勒川这个地区放在全国，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就有剖麻雀的功效，可以有以小见大的作用。也就是可以把敕勒川地区的历史作为一个缩影，作为一个样本儿，作为一个麻雀，去解剖他，去认识他，那么就等于从另一个侧面把中华民族的历史看清楚。他能够以小见大，以局部看全体。所以，这是站位高的一种体现，就是能够不就事论事，不就敕勒川论敕勒川，而是站在全国的角度，站在中华民族整个历史的发展、形成，甚至站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的高度来看问题。他有宽阔的视野，所以能够高屋建瓴的把敕勒川地区作为一个样本去解剖去分析。所以整个文章体现出一种以小见大的特点。

整篇文章，就是从一首歌讲起，以很小的一件事情开头，从一首《敕勒歌》出发，讲到了一个民族，再讲到敕勒川这个地区。在讲到《敕勒歌》时，他先被翻译成了当时统治民族——鲜卑族的语言，然后又被翻译成汉语，之后各民族大家都在传唱，最后，各民族随着这首歌，一同融合为一个大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他通过叙述这么一个历史融合过程，通过分析文化融合过程中的规律，所提出了敕勒川文化的典型意义，以小见大，说明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我觉眼光比较宏大，视野很辽阔，他提示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中华文化是怎么形成？怎么样由一个分散的、多元的民族，最后融汇形成一个这么伟大的，这么富有生命力的，能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他的文章，能够让我们生动的感觉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感觉到民族发展规律：就是一个民族，由产生到发展，再到和别的民族发生交流、融合，甚至最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文章中作者特别强调，汉人胡化，胡人汉化，互相学习是文化民族融合的基本规律，各民族间文化的互相转化、影响，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是文化融合的规律。这种交融的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间，是具有代表性特征的。所以通过解剖这个麻雀，把汉族滚雪球一样的发展过程描述地非常清楚，非常生动。实际上历史上这种现象非常多，包括我们现在讲汉族。汉族的名称，来源于汉朝，而在元朝的时候，讲“汉人”则是指北方的汉族、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等，包括长江以北的这些人的总称，基本上都称汉人，而长江以南的人都叫南人。实际上南人和汉人都有汉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后强调的就是三个“大”：大一统、大融合、大中华。大中华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种大一统、大融和，通过这个步骤实现的，并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这也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生命力源源不断发展的一个源泉、一个规律，正是因为有如此的胸怀与气度，才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让中华文化不断线。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有活力，必须有包容精神，必须有改革精神，必须有开放精神。我觉得这个规律的提出来，是真正的高屋建瓴的对历史规律的一种阐释。(4000)

永远传唱团结、统一、和谐、相融之歌

——刘建禄副会长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近些年来，我一直订阅人民出版社主管主办的《国家人文历史》半月刊。在今年第6期刊物卷首，专题发表了梅岱先生长达2.3万字的重磅文章《走进〈敕勒歌〉》。文中严谨切实而又明白晓畅的叙述，丰富翔实而又言之有据的史料，史论结合而又生动深刻的议论，特别是文章结尾部分对中华文明大一统、大融合、大中华“三大显著特征”的概括，令人深受教育和启迪。文中字里行间抒发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也深深地感染着我。《敕勒歌》只有短短4句，27个字，但千古传诵，流传至今，显示出不朽的艺术生命力。我认为，这首民歌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地理意义，阴山敕勒川成为内蒙古中西部的代名词。《敕勒歌》一开始就讲：“敕勒川，阴山下”，指明了敕勒川和阴山的地理位置，阴山是敕勒川的参照物。阴山山脉东端起于多伦以西的滦河上游谷地，向西依次是大马群山、灰腾梁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西端以浅山没入阿拉善高原。这是祖国北方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和农牧生产分界线，蒙古语名为“达兰喀喇”，意为“70个黑山头”。在阴山山脉和黄河“几字形”最上边那一横之间，就是古称敕勒川、辽代以来又称丰州滩、明清以来又称土默川的广阔冲积平原。这是祖国北疆一块地势坦荡、水丰草美、宜农宜牧、美丽富饶的风水宝地。《敕勒歌》诞生以后，阴山、敕勒川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代名词，并名扬天下。晚唐诗人温庭筠在同名的《敕勒歌》中写道：“敕勒金隤壁，阴山无岁华。”北宋诗人刘敞在《阴山》诗中写道：“阴山天下险，鸟道上稜层。”金代诗人元好问在《诗评〈敕勒歌〉》中写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清初诗人王循在《归化城》诗中写道：“穹庐已绝单于域，牧地犹称土默川。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万户入丰年”，反映了这里的经济已从以牧为主转变为以农为主，而且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

二是人文意义，是一首游牧民族的心灵之歌。《敕勒歌》写出了草原的宁静壮美，写出了天空的清苍蔚蓝，写出了牛羊的时隐时现。从字面上看，似乎没有写人，但仔细品读，《敕勒歌》是牧民们时常吟唱的，牛羊是牧民在草原放牧的，穹庐是牧民“逐水草而居”的，又处处体现出人。正如梅岱先生文中所讲：“《敕勒歌》是一首心灵之歌，诗中的天、地、牛羊，展现的是敕勒人的独特视角，折射的是游牧民族的情感世界，反映的是游牧民族对天地的敬畏，对草原牛羊的爱恋，还有他们心怀天下、豪迈奔放的神采气质。”

三是生态意义，体现了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能盲目地凌驾与自然之上，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敕勒歌》中体现了古代游牧民族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反映了古代内蒙古草原的壮美自然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我们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搞好刘建禄发言生态文明建设，使内蒙古草原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四是文学意义，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全诗虚实结合的描述，情景结合，意境辽远；三四三七言的句式，参差错落，自然舒畅；“苍苍”“茫茫”叠字的运用，铿锵有韵，顿挫有节；“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比喻，别开生面，气魄宏大。诚如梅岱先生所言，走进《敕勒歌》，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简约之美，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粗犷之美，民族融合文化气象的和谐之美。这种简约、粗犷、和谐之美，对后世游牧民族诗词歌曲乃至今天的草原诗词歌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自远古以来，林胡、楼烦、匈奴、乌桓、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民族在敕勒川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演绎了团结、统一、和谐、相融之歌。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许多游牧民族融入我国现今的56民族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古到今，敕勒川地区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大事件，按历史年代顺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修筑长城，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胡服骑射”，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改革，也是战国战争史上的一场革命。迤逦于阴山南麓的群峰丘陵之中战国赵长城，是我国最古老筑的长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农耕文明推向阴山南麓。这两件大事，也为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1961年写有《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一诗：“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邯郸歌舞终消歇，河曲风光旧莽苍。”并在《内蒙访古》写道：“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

二是西汉末年昭君出塞，胡汉和亲，推动汉族和匈奴和平友好。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觐见期间“自言愿当汉家女婿”，宫女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王昭君出塞和亲，不仅自己为汉匈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子女和后裔继续维护汉匈友好。王昭君被誉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民族和结的象征”，成为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巾帼英雄。1963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谒昭君墓》诗中写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高度赞扬王昭君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胡汉和亲的重大意义。

三是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公元4世纪初，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南迁到敕勒川一带的拓跋鲜卑建立代国，定国都于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境内），386年建立魏国，盛乐成为内蒙古草原第一都。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94年迁都洛阳，史称北魏，与南朝刘宋政权相对峙。鲜卑族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称雄祖国北方一个半世纪，不仅经历本民族的蜕变和促进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同时为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注入少数民族的因素，为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位于敕勒川地区的“北魏六镇”，其镇将后代杨坚建立隋朝，李渊建立唐朝。隋唐时期是我国继秦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时期。

四是元代敕勒川是纵贯大漠南北、横联欧亚的交通枢纽和各种文明的交汇之地。1206年，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从此，蒙古族走向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舞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结束了从五代十国到南宋370多年多政权并列的历史，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其稳定疆域超过汉唐的极盛时期。元代以来，中国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浩荡主流。蒙元时期时期的敕勒川，是中原通往漠北漠西以至中亚、欧洲的交通枢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促进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敕勒川上的丰州城，是塞外一座比较繁华热闹的城市。元代名臣、诗人刘秉忠《过丰州》中“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的诗句，写出了这里驿路的四通八达。至今保存完好的辽代白塔，塔内刻有辽、金、元、明游人题记近200条，除160余条汉文题记外，还有古波斯、古叙利亚、八思巴、回鹘、蒙古文等题记数十条，生动说明不同文明在这里的交汇。

五是明朝后期“隆庆和议”和“俺答封贡”，促进了蒙明友好和蒙汉民族间的交流。俺答即阿拉坦汗，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也是漠南蒙古的实际领主，敕勒川成为漠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和阿拉坦汗签订《俺答汗初受顺义王封立下规矩条约》，阿拉坦汗被明廷封为顺义王，双方沿长城一线设立十余处关市，开始通关互市。顺应历史潮流的“隆庆和议”和“俺答封贡”，结束了双方长达200多年的对峙状态，保持了60多年的和平友好局面。阿拉坦汗招徕内地农民和工匠来敕勒川开发农业和修筑城池“板升”，有力促进了蒙汉民族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

六是明末清代内地“走西口”而来的农民和旅蒙商，使敕勒川经济文化发生历史性变化。“走西口”农民的到来和定居开垦，将原来单一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牧结合的经济，许多牧民从游牧转变为定居；旅蒙商的到来和创业发展，活跃了商品经济，并开辟了从东南沿海远达欧洲的万里“茶叶之路”；大批能工巧匠的到来和辛勤劳动，修建起美岱、归化、绥远、萨拉齐、包头等城池和大量的建筑屋舍。特别是清代，蒙、汉、满、回、藏等民族的文化在敕勒川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交融发展。

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敕勒川熔铸了具有鲜明民族地区特点的红色文化。这里是内蒙古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区，这里诞生了以乌兰夫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民族党员，这里建立了中共绥远工委、包头工委等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地方组织，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最早的少数民族武装队伍。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战略决策建立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乃至全国抗日战争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解放战争时期的绥蒙解放区和两次绥远战役，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绥远和平解放、内蒙古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敕勒川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从一个塞外小城发展成为现代化首府城市，包头从一个水旱码头发展成为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市构成的“金三角”地区，是内蒙古最具优势、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钢铁和装备制造基地、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这里的各族人民始终心向党、心向党中央，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守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各项文学艺术事业日日繁荣，为内蒙古赢得并长期呵护“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敕勒川要把流传千古的团结、统一、和谐、相融之歌永远传唱下去，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4200)

从敕勒川在历史上的地位看内蒙古“金三角”地区的发展

——邢野副会长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一、敕勒川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敕勒川北靠阴山南有万里长城，西临黄河几字形的弯头。这个黄河西临达拉特，与准格尔隔河相望，东连蛮汉山。据考古发现，距今50万年前已经有大窑文化在这里生息，从秦始皇时的云中郡开始，历经秦、汉、晋、五胡十六国、辽、夏、金、元、明、清，各个民族在这方热土上都留下了他们生存的印记。甚至连秦长城、汉长城、金界壕的修筑等等，都想尽办法要将其划在管辖范围内。敕勒川有森林、草原、有湖泊，有富集的地下矿产资源，比如金矿、稀土、玉石、铁矿等。还有适合于多种用途，还含着各个档次热量的煤炭资源。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敕勒川地区，位于祖国北方的中部，他在气候、日照、温度、湿度等等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甚至连自然灾害的发生率都很低。再加上这块地方富集的自然资源，所以这里很适合人类的居住和各种动物、植物的生存。历史上的敕勒川地区曾经是群雄争霸和文人墨客舞文弄武的大舞台，这里有秦始皇北巡的秦直道，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演兵场，还有播撒着文姬归汉、昭君出塞送亲仪仗队的足迹，有北魏的皇宫，有契丹王朝的万部华严经塔，有元代马可·波罗的《行纪》，有明代土默特首领阿勒坦汗封贡的佳话，还有清代雍正、乾隆皇帝因镇守北疆而修筑的绥远城与和亲的公主府。更值得记住的是在日本侵华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十几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各族人民为抵御外辱而前赴后继的先烈，他们为了人类的自由，为了祖国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英雄故事广为传承。继1947年5月1日，以乌兰夫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后，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设在了呼和浩特，也就是设在了敕勒川地区。进一步说明了希望敕勒川这方热土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和它具有发展前景的潜力性。

此外，敕勒川地区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是内蒙古地区，甚至是中国北方地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发展的核心。诸多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医生、以至体育健儿等等云集于此，寄托着人们的希望，引领着社会的发展。就是那个杀虎口、雁门关、河曲城南的二里半，几百年来，无数走西口的百姓和旅蒙商贾带着他们的希望，揣着对家乡人的寄托，北出塞外，来到敕勒川谋生，与游牧民族共同促进着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这个杀虎口，口外的游牧民族要进去，口里的农耕民族要出来，于是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敕勒川地区，不仅有山西梆子（晋剧）、京剧、秦腔、道情还有评剧、迷糊、大秧歌、曲剧，有民歌，有曲艺，杂耍、舞蹈，还有被称之为吹奏乐器鼻祖的胡荚。就是那首流传了1500多年的《敕勒歌》和广泛流传在内蒙古地区的爬山调、蛮汉调异曲同工，属于典型的上下句形式，而且不用普通话，还是本地方言，发音都是合辙押韵，如果配上爬山调或者蛮邢野发言汉调的曲子，出口成诵，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具有紧密的联系与传承性。

二、敕勒川与呼包鄂金三角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70年，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为轴心的中西部地区，包括包头市、鄂尔多斯，这个基本呈等边三角形的地区，越来越彰显出他们的优势。首先是呼和浩特市，作为政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包头市作为工业的中心，鄂尔多斯作为经济资源发展的中心，在内蒙古自治区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实践证明了这个作用已经呈现出它的经济作用，文化站位和政治导向作用，而这个被称为“金三角”的地区恰好为位于历史上被认定的敕勒川地区。就在这方热土上，工厂林立，科学技术发展，学子芸芸。地灵人杰的省级大都市——呼、包、鄂强强联合，取长补短，通过十几年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规划科学合理的实践，并且已经取得了成就，而这对全区各族人民而言，金三角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产生、被认知，并且在继续产生经济效益，同时给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提供了经验。而恰恰就是在这个金三角地段，正是我们祖先曾在这里生存了上万年的敕勒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证，都有专家学者有更深的论述，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敕勒歌》映射的各民族交流 交往 交融

——潘照东副会长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1987年，中组部、团中央和中国青联组织中国青年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当时我是农业分团的发言人，负责向日本各界介绍中国的农村牧区改革、中国的发展。当时日方有一位女士，是贵族出身，她家原是侯爵，叫尾信裕子，曾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汉语讲的非常流畅，也很精通中国事务。她听说我来自内蒙古，就与我主动交谈，说日本的课本里收录了两首中国古诗，一首是内地文人创作的《枫桥夜泊》，另一首就是《敕勒歌》。这说明《敕勒歌》不光在中国影响大，在海外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我现在总结，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敕勒歌》映射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壮大的历史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没有断裂的，一直延续到现在。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讲，多是一个民族内含多少个人种，比如斯拉夫民族，有东斯拉夫、南斯拉夫、西斯拉夫；而东斯拉夫为主体的国家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西斯拉夫为主体的国家有波兰，南斯拉夫过去成立过联邦，现在解体为几个国家。但是全世界的民族中，汉族很独特，一个民族，长江以北是蒙古人种，长江以南是马来人种。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黄帝与蚩尤争夺天下，蚩尤失败带着苗蛮、百越等部族南迁，形成现在的马来人种。长江以北，自古以来在血缘上就融合吸收了很多草原民族的血统。所以历史上记载的匈奴、东胡、鲜卑、突厥等草原民族现在虽然都消失了，但是在汉族的血统里却保留了下来。自古以来西、北方的草原民族就大量地融入汉族，特别是元朝以来，大量内地的蒙古族融入汉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一个朝代，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说，在中原文化衰败、颓废之际，是北方草原民族剽悍的热血注入了中原民族，才使得中原民族焕发了生机、焕发了青春，这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几千年没有中断的关键因素。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欧洲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发展至今民族改变了、血统改变了、文明中断了。只有汉族、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汉族现在的百家姓，有好多与上古的姓氏都不是一回事，有许多是北方民族改汉姓后融入其中的。比如，刘姓有一部分是匈奴的后裔，李姓有一部分是突厥的后裔。唐太宗李世民说是汉族，其实只有十六分之一到三十二分之一的汉族血统，余者都是鲜卑血统。所以李世民有个儿子就喜欢过草原民族的生活，他的吃穿用度都仿造草原人的样子。敕勒川地区自古以来胡汉交融，所以这里走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三国时期的吕布弓马娴熟，隋唐时期的独孤信既有草原民族的勇猛剽悍，又有中原民族的儒雅气度，他养育的几个女儿都很优秀。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分别是北周第二个皇帝宇文毓的皇后，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皇后，还有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一父三女皆为后，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独孤信也被人们戏称为“中国第一老丈人”。李世民作战勇猛、眼界开阔，他既是汉家天子，也是草原民族的“天可汗”“天至尊”。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敕勒歌》映射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与草原民族的融入是分不开的。

二、《敕勒歌》映射出了中华民族两种文化、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交流融合。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兼具中原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双重身份。黄帝名轩辕氏，轩辕氏就是住在车上的部族，这是草原民族的显著特征，直到现在蒙古族在勒勒车上搭个毡棚就能住人。另外，轩辕氏还是以车辆与士兵为营地防卫，这个传统一直到成吉思汗时代仍是如此，即部落首领的营地是以车辆作围，士兵在外巡防的。黄帝还有一个称号叫“有熊氏”，就是以熊为图腾的。以猛兽为图腾是草原民族的特征，如突厥以狼为图腾，而鄂温克族至今仍以熊为图腾。夏商两朝是农牧结合的社会制度，周秦两朝则都发源于中国西北，都是由牧业而转型农业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由农耕民族建立的朝代，只有汉、宋、明朝，其他则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或是开国皇帝的血统里有相当比例是游牧民族，隋唐两朝就是典型。中国古代的 “五谷”是没有麦子的，小麦引入中原是在北魏时期。北魏时期中原还没有大规模的种植小麦，北魏由大同迁都洛阳以后，才将小麦的种植在中原地区普及开来。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地进行交流，这也是促使中华文化不断更新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天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和谐稳固，没有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俄罗斯族在发展过程中兼并了许多民族，但没有和这些民族形成平等的关系，统治、压迫、甚至是改变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俄罗斯的一贯做法。但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很快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主导者、推进者，这种生产生活的交流模式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它是中华民族统一和谐的一个牢固基石。

三、《敕勒歌》映射出了中华民族在文学艺术上的交流。我在2007年出版的《中华文化大系》里，经过比较研究发现，从隋唐王朝以后，中国的宫廷音乐，在很大成分上是中国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族的音乐。如唐朝的宫廷音乐里有许多突厥音乐的成分，有些音乐还一直沿用到今天。今天新疆维吾尔族的舞蹈里仍然保留着唐朝突厥人的胡旋舞，蒙古族舞蹈里保留着胡腾舞。现在的乐器里有好多带“胡”字的，如二胡、四胡、京胡、板胡、胡琴等等。胡琴是游牧民族的，白天在骑在马上拉，晚上下马后在帐篷里拉。鼓也是草原民族留下来的，胡鼓、羯鼓都是从骑在马上敲的小鼓延续下来的。琵琶、蒙古族的雅托克、马头琴、蒙古筝都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音乐舞蹈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日本为什么这么重视《敕勒歌》，就是因为它只有二十七个字，却栩栩如生的把草原风光描述了下来。现在的人用自由体诗洋洋洒洒写几百字、几千字也未必能写出这样的意境来。西方人说中国古代的诗词不少，但是缺乏史诗，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包括内蒙古社科院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中国史诗篇幅之长、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如蒙古族的《江格尔》、维吾尔族的《玛纳斯》等，这些都是大型的史诗，比《荷马史诗》的内容还要丰富。我看了梅岱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后深有启发，它说出了真话、说出了实话、说出了自己的话。我们作为草原文化的研究者，也要向梅岱先生学习，今后草原文化的研究，眼界要开阔、视觉要长远，只有朝这方面努力，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更深刻、更长远，才能为祖国的繁荣统一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深入挖掘整理敕勒川地区的丰富历史文化

——土默特右旗副旗长冯桂莎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很荣幸能与自治区众多顶尖的专家学者一起讨论家乡人的作品与家乡博大深邃的历史文化。我在土右旗政府工作，分管这个旗的文化工作。土右旗既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也有热爱这份文化、研究这份文化、推动这份文化的各级领导、专家，这让我们这些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倍感欣慰，又有重任在肩不敢松懈的使命感。前两天我读了梅岱先生的《走进〈敕勒歌〉》，刚才又聆听了众位学者的研讨，更是获益匪浅，我从自身的知识储备、工作阅历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敕勒歌的看法童年时期就会吟诵的《敕勒歌》，印在脑海中已有近三十个年头。但就像收藏古董一样，知道是好东西，若没有专家点拨，自己也体会不到好在什么地方。现在拜读了梅岱先生的文章，对《敕勒歌》的创作背景、意蕴内涵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梅岱先生的视角很独特，他从历史学的角度解读出这是一首游牧民族的集体之作、心灵之歌、草原之风；他从文学的角度认为《敕勒歌》兼有文学和音乐双重美感，写实与浪漫两种手法；他从政治家的角度认为《敕勒歌》是民族融合之作，是胡汉各族人民共同演绎的团结、统一、和谐、相融之歌。梅岱先生还将《敕勒歌》与历朝历代的山水田园诗进行纵向比较，与同时代的建筑、雕塑等艺术品进行横向比较，用犀利的眼光、敏锐的视角找出了她的特别之处。我认为《敕勒歌》确实在中华文学的殿堂里独辟一席，她是属于民族的又是属于世界的，属于胡人的又属于华夏的，属于北方的又属于全国的。她在诗歌的领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做了有力的注脚，如果没有《敕勒歌》，中华民族的文学创作团队里就会缺少一个性格粗犷、器宇雄浑、歌声嘹亮的诗人。受梅岱先生对《敕勒歌》解读的启发，我们下一步打算在敕勒川博物馆里加大对毛主席手书《敕勒歌》的讲解比重，让更多的游客知晓这短短27个字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将这一首诗歌作为我们博物馆的灵魂，用这一首诗歌提升我们博物馆的品位。

二、对敕勒族的看法北方民族的历史错综复杂，各民族的相关史料又零散的分布在不同的史书中，对于我们这些公务缠身的政府人员来说，去系统了解这些历史确实有眼花缭乱、无从下手的感觉。我是拜读了伏主席的《土默川史话》《漫话敕勒川》等书籍，才对这些历史有了感性认识。现在读了梅岱先生的文章，又给我补了一课。以后如果有外面的领导来考察，我想我也能凭借这些知识给说道一下敕勒族了。梅岱先生用流畅的笔法叙述了敕勒族的来源、与柔然等民族的关系、在敕勒川的活动情形，以及建立国家、走向灭亡的历史，文章中还重点介绍了两位敕勒族的传奇英雄。从叙述中不难看出作者熟知这段历史，文章中引用了多种史料，在全盘掌握了敕勒族的历史后，又深入浅出的勾勒出它的发展轨迹。作者读书但不尽信书，对这些史料又有怀疑精神和自己的看法，这些很值得我学习。我在陪同外地的客人参观敕勒川博物馆时，好多人都在问：“你们馆里陈列的这些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汪古，这么多的民族究竟去了哪里？”我们的讲解员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给了解释。但是在梅岱先生的观点里，这个解释可以更上层楼，正如他在文中讲到：“敕勒族的‘退场’，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即通过与当地汉族、鲜卑等民族的融合，获得了新的存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谱中，敕勒族的基因是不会消失的，他们创造的文化是不会消失的。”今后，土右旗政府还要组织专家论证：敕勒族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基因？我们今天可以从中萃取哪些精华？届时，将诚挚的邀请诸位帮助我们研究、解读这些问题。梅岱先生的文章中还讲了倍侯利与斛律金两个传奇英雄的故事。作者从整个民族的角度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族。其实这已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早已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谱。”我们土右旗今后要认祖归宗，把这两个英雄当做我们土右旗的英雄，必要的时候为他们塑像、绘画，用文艺作品传播他们的故事。

三、对敕勒川的看法梅岱先生从地理的角度论证了敕勒川的方位，从历史的角度谈了秦汉、南北朝、明清三个时期的敕勒川。在敕勒川漫长的发展史上，这三个时期无疑最具有代表性，对中华文明的推力也最大。作者如数家珍地讲述了三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读者从中能够感到这些客观的历史事件汇总起来就像三股巨大的潮水，一次又一次将中华文化推向更高的层面。敕勒川博物馆立体的再现了敕勒川历史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载体，它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也应与文化的发展轨迹相匹配。所以我们打算改进博物馆的陈列，加大秦汉、南北朝、明清三个时期的展陈比重，彰显地区亮点。

一是增补《秦汉、南北朝敕勒川地区军事防御体系》沙盘模型。模型以阴山、黄河为主要地理坐标，突出长城、直道、云中、九原、高阙、鸡鹿、盛乐、北魏六镇等著名城障，以及各民族驻牧区域。沙盘可以帮助观众将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清晰、立体的再现出来。

二是加大北元时期阿勒坦汗所倡导的“开发板升农业”“通贡互市”“引进藏传佛教”“兴建呼和浩特”等事件的表现内容，尤其是用硅胶人物、绘画等形式重点突出阿勒坦汗与明朝官员进行“隆庆议和”的场景。

以大一统 大融合 大中华理念为指导提升敕勒川博物馆展陈水平

——土右旗敕勒川博物馆赵俊峰馆长在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就敕勒川博物馆的实际情况，谈几点想法。

首先，我觉得梅岱先生的文章赋予了《敕勒歌》新的内涵和生命力，提升了《敕勒歌》的文学地位。梅岱先生在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以下四点:

1、《敕勒歌》是一首心灵之歌，抒发的是一种大众情怀、天下情怀，真实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天下观;

2、《敕勒歌》咏唱的是敕勒人的乡愁、游牧民族的乡愁，直抵心灵、摄人心魄，是一首典型的“走心”的歌;

3、《救勒歌》是一曲草原之风，展示出的是一派自然奔放、高亢悠远的气象，是广袤原野上吹来的清新之风、旷野之风;

4、《敕勒歌》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应当把《敕勒歌》放到中国文学殿堂里更高的位置，客观反映了作者对《敕勒歌》的深厚情感和精准定位。

其次，梅岱先生的文章进一步肯定了敕勒川的金三角战略地位，肯定了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敕勒川在整个安全体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性。从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北魏时期的柔然到明清时期的蒙古，敕勒川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数千年来，敕勒川目睹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争执与冲突，更见证了二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见证了交流融合而演绎出的动人故事和各民族百姓共享太平的景象。

第三、梅岱先生的文章对敕勒民族做出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精准提炼。

1、敕勒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的民族。正是因为他们勤耕兴牧，是牧马养畜的能手，加之善于造车，熟于工匠，才使得敕勒川上出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繁荣景象。

2、敕勒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敕勒歌》的产生，足以证明这一点。

3、敕勒民族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民族。他们为北魏王朝守卫北方疆土，使北魏王朝在中原地区创造了辉煌业绩。特别是产生的两位民族英雄这---倍侯利和斛律金，至今家喻户晓，一祖一孙，前赴后继、叱咤风云、各领风骚。梅岱先生在文章最后升华了主题思想。提出了三个“大”：即大一统、大融合、大中华。回顾几千年来中国的北方史，都是各民族的“融”与“合”的过程，虽然有战争，但总体上是趋于“和合”，趋于民族的大团结和大繁荣。敕勒川像一个大熔炉，多种文化在此交融、碰撞，一些民族消亡了，一些民族诞生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裂的紧密关系。从胡服骑射到昭君出塞，再到隆庆议和，各民族在这里都是彼此学习，互帮互助，共生共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时指出，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多次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为此，下一步敕勒川博物馆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和努力：

1.组织讲解员深入学习《走进〈敕勒歌〉》，拓展讲解内容，提升综合讲解水平，逐步由讲解员转化为研究员。

2.通过馆校合作，逐步在幼儿园、中小学建立敕勒川博物馆社教基地，以《内蒙古历史与文化》等地方教材和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做为本土教材，走进校园，从小抓起，弘扬敕勒川文化。

3.加大宣传力度，把敕勒川博物馆打造成全市乃至全区的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讲好敕勒川文化，讲好本土故事，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抓住关键少数，邀请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为全旗党员干部开展讲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