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永陵被誉为关外第一陵，与沈阳市境内的昭陵、福陵统称为关外三陵。上午十时许，我们在永陵镇西一公里处的永陵下马碑前下车驻足，循着导游的介绍，举目四望：老龙冈、启运山、龙岗山、鸡鸣山、烟囱山连绵盘亘，似一蛟龙直走苏子河中，形成群山环拱、万水朝宗的气势。启运山上的十二个山峰，与清朝十二帝历史自然巧合，凭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陵园正门，亦称正红门，是一座硬山式甬道门，共三间，每间有两扇对开木制栅栏门，门及前后廊柱均涂红色，此景让人联想到满族先世依山傍水联栅为城的古老习俗。据称，此门之制，风格独特，在国内皇陵建筑中，堪称一绝。进入大红门，就是整个陵区。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肇兴四祖”的四座神功圣德碑楼，碑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洋洋数千言碑文，赞颂先祖功德。事实上，葬在这里的四位祖先，生前在历史上并无建树，只因子孙为帝，对上辈表达孝尊而追封。“四祖碑楼”，虽然简朴，与盛京的福陵、昭陵及各帝之陵相比规模较小，但辈份最高。该陵始建于1598年，陵内葬着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叔父及他们的福晋，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祖陵。四座碑比肩而立，充溢着古朴、肃穆、神秘的气氛，开启了后世满族人“四世同堂”之风。听了“神树”的传说和“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介绍后，为这里增添了神奇之感。耐人寻味的是，在陵园的中心建筑物——启运殿的屋脊上，东西两端各有一个环，东环中有一“日”字，西环中有一“月”字，被两把宝剑刺击两端。日与月合为明字，而把明拆开各放东西，寓意为大清灭明，表明了寺庙兴建者的志向。在陵园中的几座碑楼上，有16条国内罕见的坐龙浮雕，造型奇特，龙首犬身，一爪撑地，一爪托起火珠，体态逼真。国人熟知，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而满族是马背游猎民族，视犬为族人之友，称其为天龙。二者合一，便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坐龙，寓意着“真龙天子，坐守天下”。

　　清王朝历代皇帝对永陵关爱有加。从1682年到1829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皇帝曾先后九次来永陵谒祖，使永陵祭祖成为清代国家典制。

　　出陵园内宫，伫立在启运门前，回头再望启运山，感悟到大清先祖为何起名“启运”，内含了“光启鸿图，肇兴帝业”之意，灭明自立，一统华夏之志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常常思索“地灵”与“人杰”的关系。在中国，大凡帝王与伟人出生之地，总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常被人们传的神乎其神，做出许多唯心主义的解释，这固有偏颇之嫌，但是“人杰”与“地灵”还是有关系的。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我们发现每一位杰出人物的成长，都同所处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所谓名山大川中，可陶冶出人的涵养及浩然之气，而杰出的人物与厚重的人文内涵又使一个地方更显灵性。“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地灵孕人杰，人杰显地灵，二者相应生辉，相得益彰。在清陵这块土地上能够产生清朝的帝王，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渊源，也有其地理环境的一定因素。

　　品味赫图阿拉城

　　穿过永陵镇东行四公里，看到了苏子河南岸的赫图阿拉老城。赫图阿拉城建于1603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细观古城风貌，四面环山，一水中流，古城坐落在河谷中的台地上，此处土地肥沃，林木茂盛，气候温和，雨水丰沛，既有通道达抚顺，便于外联进取，又扼山隘锁重关，以资御内固守，是满洲崛兴的根据地。

　　1559年秋，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诞生在赫图阿拉。其祖父觉昌安，为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世袭王位，代代相传。努尔哈赤从小酷爱骑马和狩猎。十岁那年，母亲病逝，继母冷落虐待，加上家道中衰，十五岁时，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离家而去，走进深山老林，挖棒槌、采松籽、猎野禽，再把山货送到抚顺、宽甸、清河的集市贩卖。为求生计，还到辽阳等地做过马童，饱受人间苦难。他聪明好学，才智敏捷，眼界开阔。在与汉族互市交往中，目睹了当时明朝的社会状况，学会了汉、蒙语言和文字，浏览了《水浒》、《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当差三年。由于机敏勤奋，几年后砺炼成一位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

　　1583年2月，明军攻打建州，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正在城中，遭到了明军的误杀。努尔哈赤决心要报杀祖、父之仇，但为了储存实力，采用了迂回的策略，一连九次进京“朝圣谢恩”，纳贡称臣，保持“中顺”态度，以此来麻痹明朝。从此以后，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先后统一了建州、海西、东海和黑龙江女真，扩大了疆土。1601年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旗制”。以黄、白、红、黑四色旗为标志，将部属编为固山、甲喇、“牛录”建制，自任最高统帅。又命大学士额尔德尼和葛盖以蒙古字和女真语联结，创制了满文。用红铜铸造了货币“天命汗钱”。经过几年的兴建，到1603年，建成了赫图阿拉城，汉意为“横岗”。都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方圆五里，外城周围十里，城内地势南高北低，四周筑有高高的城垣。内城居其亲戚，外城驻扎精悍队伍，内外共有人家二万余户。城内以汗宫大衙门为中轴起点，向南北延伸，八旗衙门散布八处，旗民公署分列东西，七座寺庙、神堂置于城南。内城有一口“罕王井”，极具传奇色彩。该井深丈余，清澈见底，严冬不冻，酷暑沁凉，有“千军万马饮不干”之美名。都城建好后，努尔哈赤把原有的黄、白、红、黑四旗中的黑旗改为蓝旗，并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共八旗，实行“八旗共治”制。

　　1616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六万将士的欢呼声中，端坐于赫图阿拉尊号台的龙椅上，宣告大金国诞生（史称后金）。经过两年的准备，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公布讨明檄文，其中列出“七大恨”，展开了与明朝争夺政权的战争。其间努尔哈赤与明军在萨尔浒进行了一场恶战，历时五天五夜，挫败明军的铁壁合围。萨尔浒大战之后，努尔哈赤以破竹之势，攻铁岭，取开原，克沈阳，下辽阳，攻下辽东大小70多个城池。随之，他把都城迁至辽阳。之后，又因战略需要，将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称为盛京，仿明朝建造皇宫，在这里称帝。1626年，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去世，葬于盛京东天柱山的“福陵”，俗称东陵。初谥努尔哈赤武皇帝，清建国后改谥高皇帝，追尊庙号为太祖。

　　品味赫图阿拉这座城，让人感到，城内除了满族自身文化特点之外，在城垣、布局规制等方面，大体模仿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建筑风格，同北宋的东京城极为相似，而且其廓城、皇城、宫城的格局有了都城的规制。城内外的大衙门、八旗衙门、罕王井、大狱、满族民居、驸马府、商贾街也有一定的规制。特别是七大庙，包括家庙昭忠祠，萨满告天祭祀的堂子，佛教寺庙地藏寺，道教寺庙显佑宫，供奉关公的城隍关帝庙，供奉孔子的文庙，集中于此，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大联合，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大气魄，是潜龙蓄势，运筹帷幄的大战略。宗庙是精神世界的载体，是维系政权的精神支柱，七大庙的建立，使努尔哈赤的兴兵征戈罩上了“君权神授”的神秘光环，威慑了人们的心灵，统治着人们的意志，实为一个四海在胸的大手笔。我自思量，一个当时只有60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竟然能够蓄势崛起统治中国近300年，堪称历史奇迹。据说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之初就已意识到这支“山林中异族”可能将是大明后患，故在此设抚顺衙门，意为“抚绥边疆，顺导夷民”，力求采用威慑和疏导的国策，进行防范。而后大明又倾国力修筑明长城，但最终未能挡住大清入关，想来也是历史的必然。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亲眼目睹明朝进入后期，政治腐败，财政竭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嘉隆间“南倭北虏”，万历年间朝纲紊乱，泰昌帝登基一月，梓宫两哭，“三案”纷扰，天启帝倾心木工，崇祯帝虽想励精图治，却刚愎自用，自毁长城。努尔哈赤借明末衰微之机，以其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及东北地区，创建八旗制度，继汗位于赫图阿拉，布赦令、立法制、禁暴乱、止盗窃，发展社会生产，按中原汉族模式建立政权，为清王朝奠定了基础。

　　从1603年所建的这座城池来看，整体规划绝非一个草头王的构思，布局中透出帝王的霸气。从清王朝建立之初的满蒙联姻基本国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等政治手段中，可以看出清王朝的创立者都娴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政治方略和兼收并蓄的文化理念。从利用蒙古文字改创满文到崇尚汉文化的重大举措，以至后期著《康熙大字典》、编《四库全书》等，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生机和活力。纵看清王朝的创业史，夺取天下固然首先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然而重视文化统治和意识形态引导，是当时这个民族超越其他民族的过人之处。前些年，我在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都看到了乾隆皇帝亲书“紫气东来”之匾额，当初只理解为是崇尚老子所作。相传老子在紫气笼罩中降生于世，又传老子出函谷关时，守关将领关尹喜看到有一股紫气从东而来，预感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关尹喜热情款留，请老子写下了中国道家的开基之作《道德经》，后人便以紫气东来表示祥瑞之气。今天再观此匾，猛然间领悟到大清国运之气自东方兴起，赫图阿拉城就是清王朝“紫气”的生根之地。感念于此，即兴作诗《紫气东来》以记：

　　启运山前横岗立，

　　苏子河畔卧永陵。

　　地存仙气生皇祖，

　　天赐神榆育大清。

　　八角楼中施号令，

　　罕王井上饮千军。

　　一统华夏三百载，

　　紫气东来十二峰。

　　在赫图阿拉古城内，我们参观了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故居。这是一个典型的明代辽东女真式建筑，院落及房舍的陈设反映出当时女真氏族所处的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体现了满族先人的生活习俗。房屋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生在地面上”。正房为三间，中间为堂屋，也是一个过道，西间称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炕，称万字炕，北炕为大，长辈坐；南炕为小，晚辈坐；来客坐西炕。东室有南北两炕，长辈为了光照充足寝南炕，晚辈寝北炕，炕上有幔帐，夜里放下，早晨挂起，为一家几代人同堂所用。

　　常常听到关东民谣：“关东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在塔克世故居，我们看到“两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的摇篮。窗户纸之所以糊在外是因为关东冰天雪地，外边冷，家里热，木制窗格，如纸在内，窗棂存雪易化，窗纸受湿即破，故将窗纸糊在外面。把孩子吊起来是摇篮育儿的习惯，因早期满族在深山老林狩猎，常有毒蛇猛兽出没，因此将孩子放在兽皮里吊在树上，以保安全。定居之后，吊篮发展成木板做成的摇篮车。姑娘叼着大烟袋，表明关东姑娘普遍有吸烟的习惯，这是为了防蚊、蝇、蛇、蝎等伤害。这些做法与生活习惯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知情后就不感到“怪”了。

　　满族最有代表性的服饰是旗袍，满人入关后，这种服装遍及全国，因功能不同略有改进，但制式特点不变。可以讲，这一服装对中华民族的服饰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作为优秀东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妇女的高端服装，并走向世界。

　　满族妇女不缠足，很开放，脚上穿的“花盆”鞋，鞋底下加一个“寸子”，走起路来端庄大方、婀娜多姿，与现代高跟鞋原理相似，可称其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亮点。

　　满族的饮食文化更有趣，当地流传民谚：“棒打狍子，瓢舀鱼，山鸡飞进灶锅里”，特别是“满汉全席”誉满海内外。其显著特色是“八碟八碗”，每个“八”又是四荤四素组成，十分讲究。

　　走出古城，我们来到永陵镇一家有名的餐馆，领略了“二八”佳宴的风采。盛满“四荤四素”的“八碟八碗”上齐后，看到面前放着称其为瓢的瓷制酒具里盛满了当地的虎骨美酒，我不禁对这个酒具产生兴趣，把玩欣赏。多年来行走各地，见过不少酒具，有盅、杯、碗，个别也见过鼎，但第一次见到这种小瓢，感到很别致。此时听到一声细语，抬头一看，一位太监模样的人手捧圣旨，口中念念有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紧接着身着黄袍的“皇帝”在两名“宫女”的搀扶下出现在宴前，听得一声：“为众爱卿赠玉佩，赐酒！”接过酒瓢我们不约而同复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一片朗朗笑声，宴席气氛一时进入高潮。借着酒兴，腹中酿成八句小诗：

　　满汉全席

　　满席丰盛二八宴，

　　虎骨琼浆斟舀瓢。

　　四素四荤多秀色，

　　八碟八碗皆佳肴。

　　公公宣诏赠皇玉，

　　万岁亲临慰辛劳。

　　换盏推杯三巡过，

　　误将山寨当京朝。

　　午后返程，途经抚顺，我们参观了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遗址，在这里我们看到爱新觉罗·溥仪当年被关押的图片，联想到这位大清末代皇帝沦为战犯的情景。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把满洲视为“日本侵华的生命线”，派军渡过海峡，踏着朝鲜半岛跳板北上，侵占了满洲，此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进驻长春。此时有人提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得到日本支持的政权”。其理由是：他被国民革命军赶出紫禁城，手无寸铁，而这位清末皇帝一心想复辟，身边的支持势力又比较弱，此时如不听命皇军，别无他途。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威逼利诱下，溥仪这位日日夜夜梦想“重登大宝，君临天下”的“过气”皇帝与日军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经过一番策划，日本关东军把“满洲国”抱出了产房：包括当时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4个省区在内的“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宣告成立，年号“大同”，首都定在长春，命名为“新京”。溥仪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但日方宣称“关东军司令官将作为天皇的代理人，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这个皇帝实际上只是摆样子、装门面的装饰品，后面的“太上皇”操纵着实权，皇帝仅是一个傀儡。令人痛心的是努尔哈赤的这位不肖之孙，为了一个黄梁梦，丧权辱祖，卖国求荣。假使溥仪仅仅丢掉清王朝296年的基业，按理说国人还能理解，毕竟大清灭亡并非他一人之过，当年溥仪在哭声中被扶上皇帝宝座，仅仅在位三年。上面的几位皇帝，咸丰无主见，同治不争气，光绪少才能，主要责任在那位“老太太”。一个年幼之帝，刚刚接任，外强入侵，国库空虚，军无实力，官场腐败，怎能力挽狂澜。何况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大小小80多个王朝，经历了500多位皇帝，朝廷更替是历史上常有之事。虽然他愧对列祖列宗，但国人同族或许还有点悲悯之情。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做这个“儿皇帝”，这是认贼作父，与国人为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历史往往常有巧合，清王朝兴于关东抚顺，最后一个皇帝又成为关东抚顺的囚徒。经过改造，溥仪脱胎换骨，由皇帝还原为平民。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篇章，以抚顺为起点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抚顺，起始和终结落在了一个点上，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故作诗以叹：

　　关东思古

　　紫气氤氲启运山，

　　清龙高盘苏水边。

　　康乾盛世托始祖，

　　大业一统在抚安。

　　小雀雄踞鸾凤巢，

　　大笔横书瑰丽篇。

　　纵观王朝十二代，

　　兴衰功过弹指间。

　　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家族有过艰苦、奋斗和辉煌。努尔哈赤、皇太极奠定了基业，早期的几位康熙、雍正、乾隆励精图治，一度创造了“康雍乾盛世”。到乾隆时，世界人口共9亿，中国占了3亿，耕作技术世界一流，粮食产量2040亿斤，是世界之最。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8%，近三分之一。当时世界超5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包括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扬州，中国在当时堪称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到嘉庆、道光还能守业，从咸丰开始，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从巅峰下滑到谷底。对于清王朝的历史功过如何评说，我自认为，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一是要将其功过分开，不应以过压功。二是应把统治阶级与民族民众分开，民族的伟大与统治集团的腐朽，不应混为一谈。三是应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研其兴替之由，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历史已逝去，风景依然新。关东后金第一都赫图阿拉的民俗民韵，尽显华夏悠久文化，我中华各民族应团结一心，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