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起伏的山丘坡地无法浇灌。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收下的粮食交完公粮每家还能勉强度日，夏天夹带苦菜豆角、秋天夹带萝卜土豆也能填饱肚子。如果遇上冬日无雪、春天无雨的年份，墒情不好无法耕种；夏天干旱，庄稼就会因缺水而枯死、颗粒无收；秋天地里光秃秃的，连秕谷、秸秆都收不下。耕畜断了粮草，人们饿着肚子，等着国家的救济，或靠着借粮、乞讨艰难地生存下去。

从靠天吃饭地方出来的人，对于粮食都是节俭有加。我与朋友在一起就餐时，把不小心掉在餐桌上的米粒、菜叶捡起来吃掉，常常会引起朋友们的不解，他们甚至用“不干净”来阻止，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他们谁也不会知道，在我小的时候，经历过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

我是在饥饿中熬着长大的。父母亲除了每天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干活外，还要负责我们兄妹四人的穿衣吃饭，穿的破旧倒也无所谓，但吃不上饭就是大问题。我和妹妹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总是饿得厉害，姐姐和哥哥哄着我们，说妈妈收工快回来给我们做饭了。我们在窑洞的窗台上踮起脚，手托着窗户，一边啜泣一边瞭望，怎么也等不回来，肚子里饥饿的响声更大了。于是，我和妹妹都嚎啕大哭起来。

我们一天天地长大，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妈妈就把姐姐和哥哥穿小的衣服改一改给我们穿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一身不会捉襟见肘的外套。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饥饿依然困扰着我们，于是到了初夏，我们掏着地里的酸溜溜等一些能吃的根块充饥。盛夏时节吃的东西比较丰富一些，自留地里的黄瓜、豌豆荚都是奢侈的美味，有的野草、野花也都可以吃。比如蒲公英，它的根、茎、叶、花就是很好的食品，忍着饥饿把它带回家，洗干净再配上佐料，就是一顿绝好的饭菜。后来等我外出念书的时候才知道，一顿饭居然有主食和副食之分。回想起来，我曾经吃过的每顿饭中，没主食的时候也很多。

家里养了几只鸡，产下的鸡蛋除了给病瘫卧床的奶奶，我们是吃不上的。妈妈有个专门放鸡蛋的篓子，里面一共有多少颗鸡蛋，她都如数家珍地记着。如果差不多攒够一百颗，妈妈就向邻居家借一只小木箱，在箱内铺上麦花或者其它能够缓冲的东西，把鸡蛋一层一层整整齐齐地铺进去，小心翼翼地打包好背在后背，手里再提一些城里人爱吃的东西，比如煮熟的甜玉米棒、鲜嫩的豌豆荚，与早已约好的姨姨们搭伴步行十多里到火车站。如果赶上或者顺利上了客车，就到了呼市火车站，如果错过或者挤不上客车的时候，她们就爬上货车，很有可能直接去了呼市西货场，就在附近的家属区，把这些土特产换成了玉米面，然后每个人背着大半袋玉米面“凯旋而归”。

这些玉米面经过发酵、加点糖精就是我们家最可口的主食。那段时间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候。早晨稀饭，中午蒸一笼玉米窝头，虽然我们还要留一半晚上吃，但不够的时候有烩豆角、葫芦和土豆，用这些烩菜填饱肚子，也总有一种幸福的饱足感。

改革开放后，我们家再没有受过饥饿的煎熬，我的身体也从过去的面黄肌瘦日渐健壮，日子过得丰衣足食。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生活更是幸福美好，但我们一直恪守勤俭节约的美德。无论在家一日三餐或外出接受别人的宴请，从来都不会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