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名胜古迹众多，其中雄踞鼓楼附近的将军衙署更是威名远播，史称漠南第一府。300年来，共有67位清朝封疆大吏在这里叱咤风云，笑傲塞北。

　　清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出于保卫中国北部边疆的目的，在位于归化城东北2.5公里的地方营建了绥远城，其最高军政长官绥远将军之衙门建于城中心，即绥远将军衙署。

　　将军衙署是一座五进院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占地面积1.355万平方米，严格按照清代一品封疆大吏官邸规格营建，其建筑特点是主体建筑均建于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为照壁、正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进深六进院；左右对称有便门、厢房、耳房、东西跨院。

　　将军衙署为绥远城的主体建筑，共有房屋132间。其正门在今新华大街，后门在今建设西街。将军克蒙额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亲立一块石匾，上书“屏藩朔漠”4个大字，镶嵌在影壁的上方正中，至今清晰可见。将军衙署是我国现仅存的一处边疆将军衙门，对研究清代的管衙制度、军事制度、边防制度、八旗制度，以及满、蒙、汉等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2005年一个艳阳高照的春日，记者来到将军衙署进行采访，一进正门便感到威严古朴之气扑面而来，参观完折房、文秘房、官房、印房等10个展厅，犹如经历了一次文化之旅，在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作人员小杜的讲解下，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精彩故事逐一浮现。
　　铁打的衙署流水的官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从乾隆二年（1737年）九月至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清帝共简授67任绥远城将军。

　　辛亥革命后，前清最后一任绥远城将军坤岫于1912年10月被赶出将军衙署。此后，将军衙署便为历届政府委派的官员所占据，直至1949年“9・19”起义为止。

　　其间由于政局的演变，将军衙署的主人如走马灯般更换，长者数年，短者月余。大总统袁世凯委派的张绍曾、潘矩楹，皖系段祺瑞属下的蒋雁行、蔡成勋，依附直系曹锟的马福祥，冯玉祥属下的李鸣钟、蒋鸿遇，晋系阎锡山委派的商震，绥远地方人士推举的满泰，奉系张作霖委派的郭希鹏、汲金纯，以及1928年晋军战败奉军后阎锡山属下的李培基、徐永昌、傅作义等，都先后任过或者代理过绥远城将军、都统、主席，有的还两次出任其职。张绍曾曾经于1912年就任绥远城将军，奉大总统令，改将军衙署为将军府。

　　1914年，袁世凯设绥远特别行政区，继任将军潘矩楹任内改绥远城将军为绥远都统，将军府改为都统署。1928年，国民政府议改区为省，在未行省制之前，依据临时区政府组织条例，改都统为主席，改都统署为临时区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沦陷，省主席傅作义率部退至后套，将军衙署成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属下的巴彦塔拉盟公署，后来又在大门口挂起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牌子。抗战胜利后，傅作义1946年把省政府从后套的陕坝镇迁回将军衙署。

　　将军衙署在民国年间曾经有过两次大整修。1921年马福祥任都统时，改建了大堂、二堂，修治亭榭，增补辕门，另建房屋，使整个都统署焕然一新，气派非凡。不料时隔一年，三堂因为失火焚烧殆尽，马福祥下令于当年又重新建三堂，还新筑房屋40余楹。

　　1930年李培基任主席时，在将军衙署东院创建一座澄园，供官员们歇息游乐，“地虽非广，然较古之半亩园三倍矣……全园景物，不尚奇巧而不失于拙，不求宏丽而不流于陋”，是当时绥远的名胜之一。

　　将军衙署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葺扩建，不但恢复了初建时的整洁肃穆，而且愈加壮观威严。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撤销绥远省建制，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

　　1986年5月，将军衙署旧址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拨款近百万元翻修复原。

　　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在将军衙署设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书画院和内蒙古清将军衙署博物院。两院一体建制，既促进和繁荣了内蒙古的旅游业，又推动和发展了文物博物馆事业。
　　王昌将军与鼓楼大钟

　　将军衙署将军多，传说也多。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几朵小小浪花，但是听起来脍炙人口。

　　呼和浩特的钟鼓楼于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1957年拆除，有200多年的历史。鼓楼上的大钟传说为第一任绥远城将军王昌所铸。其中有一段悲壮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

　　鼓楼大钟建成后，大钟的声音沉闷不亮，王昌将军很不满意，命人二次重铸大钟。匠人提出要想钟声洪亮，需要往铁斗中加入108枚罗汉铜钱。但是加完铜钱铸就的大钟声音也只能传达5公里远近。

　　王昌将军再次命匠人重铸，他说：钟声一定要响彻土默川！匠人答道：“要让钟声传达五十里远，非神祭不可！”将军问：“何为神祭？”

　　匠人说：“据说北京永乐大钟初铸时也是不响，后来驻京将军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推进铁水里祭钟后才成功的。”

　　王昌将军听后心情格外沉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祭钟，是否太残忍了？可是塞外重镇的钟声不响，贻误军情事大，国家为重，只能自己作出牺牲了。

　　第二次铸钟时，王昌将军下令全城官兵及家属都来观看。当铸钟匠人将铁水熔化好了后，王昌将军把自己12岁的女儿叫到身边，骗女儿说：“你看水里有只金蛤蟆。”

　　女儿问：“金蛤蟆在哪儿？”将军说：“那不是？”然后一狠心顺手将女儿推进了铁水里。大钟铸成功了，将军的女儿却熔化为钟神。

　　大钟一敲，响彻了整个土默川。
　　衮楚克次棱将军与丁香花

　　说到呼和浩特市花丁香，就要提到第42任绥远城将军衮楚克次棱。因为呼和浩特的第一株丁香花，是他从北京御花园里移植来的。

　　清道光十八年，将军衮楚克次棱上任之际，在此盘踞多年的匪帮经常劫商扰民。因为匪徒出没没有规律，让历任官员大伤脑筋。

　　衮楚克次棱将军忙着了解匪情，一连数日未与夫人谋面。一日，发现夫人脸色不好，心想：难道她老毛病又犯了？夫人在京城得过一种怪病，就是经常呕吐。后来在一位老中医的指点下，将军在院内种了数株丁香，由于丁香有治疗呕吐呃逆等病的功效，数年来夫人一直没有犯病，可是现在来到了绥远，却发现没有丁香树。

　　恰在此时，在绥远城西北的红山口发现了劫匪行踪，于是衮楚克次棱将军公务更加繁忙，最终一举重创匪徒主力。捷报传入京城，龙颜大悦，对衮楚克次棱将军大有封赏。可是将军却念念不忘夫人的病体，请旨以高官厚禄换取移植丁香，以治夫人之病。

　　皇帝恩准，衮楚克次棱将军就在衙署院内移植数株丁香，夫人的病果真开始好转。从那时起，种植丁香不仅成为满族人家的习惯，而且慢慢传遍了整个归绥。

　　屏藩朔漠

　　清朝初年，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争夺上好土地，勾结沙俄与清王朝开战。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迫使噶尔丹自杀。到了雍正十二年，屡屡受挫的准噶尔部提出议和。议和自然要撤兵，当初精壮的男子汉已经是满头华发，他们思乡心切，恨不得早日回到家乡。可是所撤之兵无处屯驻，安置费用也是数目惊人。朝廷的老学究们拿出了心中的算盘：既要安置撤回的将士，北方边防也不能松懈，何不建一座驻防城呢？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这一计划上报皇帝，立即得到批准。

　　建城之初，负责考察地形的官员在奏折中这样写道：“归化旧城修整完固，于城东门外紧接旧城筑一座新城，新旧两城搭建营房，连为犄角，声势相援，便于呼应。”于是，这片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便成为建城的首选位置。

　　绥远城的建成促进了呼和浩特地区农业、商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切都与指挥中枢将军衙署有紧密的联系。绥远城的任务就是将军衙署影壁上刻的那四个字――屏藩朔漠。
　　为百姓谋福利的贻谷将军

　　第63任绥远城将军贻谷，其功绩有口皆碑。他在绥远城任职7年，住在旧城（归化城）垦务大臣行辕，每天步行到新城（绥远城）将军衙署处理公务。他积极推行清廷的垦务政策，为清廷不遗余力地搜刮大量银两，同时也料到清王朝气数已尽，于是十分关心绥远城满族同胞的未来生计，办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贻谷将后套八十渠收回官办，修通长济、永济两大渠，又疏浚塔布河、五加河等诸渠，增开支渠数十道，子渠300余条，灌溉面积300万亩，使后套地区成为我国著名的农垦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于归化绥远开办工厂企业，让满民子弟入厂学徒，寻找生活出路。他在任期间还创办了陆军学堂，建立了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及满蒙学堂数十所；发动开办义学二三十所，并资选学生出洋。后来，贻谷因为追查前任将军信恪调任后的关于补修军械的问题，反被文哲珲恶人先告状，诬其贪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参入狱。民间传说贻谷受不白之冤罢官，临行前，走到将军衙署门前，悲愤高呼“十山九山秃，黑水向西流，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到头”。辛亥革命后，贻谷旧僚岑春煊上书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为贻谷翻案，徐派马福祥调查后，北洋政府为贻谷平了反，并且赐给他一面“蓍英望重”的大匾，以示表彰。民国十五年（1926年），贻谷病死在河北省易县。

　　贻谷是一位“著边功，勤旗务”的官员。正是历史上像贻谷这样的官吏使得今天的将军衙署依然令人敬仰。现在，将军衙署中“议论作社稷谋，事业为黎民福”的楹联说的就是贻谷的业绩。
　　塞外小故宫

　　将军衙署从建成以来，一直是内蒙古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行使政权的机构，它见证了内蒙古历史的变迁，蕴涵了大量的人文历史信息，也反映出当时的官衙营造规范制度和建筑技术的水平，无愧于北疆“塞外小故宫”之称。如今，在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它以一种返璞归真的从容心态来面对世间的无常变化，它以自身的存在向世人述说着当年这座边塞重镇从古至今的蜕变历程。

　　尘封多年的将军衙署今天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其风采，通过精心设计的展览陈列反映出清代官制、将军办公和余暇时的生活场景，以及作为清绥远城驻防八旗的武备状况。院内的夫妻树、连理枝的故事又为这座威严神秘的将军府邸平添几分人性化风韵。